❶ 關於中國影視未來發展和出路
當前，中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本世紀頭20年既是整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廣播影視發展非常難得、非常關鍵、非常重要的時期。可以說，今天中國的廣播影視正處於歷史最好的發展機遇期。考察中國廣播影視發展的背景，我想以下幾個方面是不能忽視的。
一是經濟體制變遷。中國已實現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市場在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各個領域的資源配置中越來越發揮基礎性作用，這給廣播影視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廣播影視不能游離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外，必須適應新形勢確立新的發展觀念，建立新的體制機制，謀求新的更大的發展。
❷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0�3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
❸ 中國電影怎樣進入美國市場
如何將自己的影片推向美國？我國以拍攝《紅番區》、《過江龍》等動作片而大名鼎鼎的動作片導演唐季禮認為：要使中國的電影被美國觀眾、被挑剔的好萊塢接受，首先要突破語言的限制，要完全採用英文的對白，因為實際情況是沒有一個美國觀眾願意對著字幕看情節的發展。其次，電影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要與好萊塢的電影有不同的吸引力，但是強烈的文化差異，也有可能使觀賞電影的人產生誤解，所以要剔除會引起誤解的因素。再就是，宣傳的角度以及資金投入也是一部電影或者電視劇成功的基礎。
http://ent.sina.com.cn/m/c/2002-06-13/87282.html
❹ 中國電影今後應當朝怎樣的道路發展，才能在世界電影中佔主要地位
在全球化的形勢下，討論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問題不能脫離世界電影的發展水平(包括技術水平和藝術水平)。這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我們現在看得非常明顯的是，影視技術的傳播壁壘幾乎不存在。電影自誕生以來，在製作方式、存在方式與傳播方式三個方面都得到了非常迅速和相當充分的發展，這種發展既取決於電影新技術的發展水平，同時也取決於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否具有較高的自覺性，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盲目性。電影從誕生之初就是科學技術的產物，一部電影發展史就是一個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走向完善、藝術創造趨於完美以及這兩者不斷地相互促進的過程。特別是近年來迅猛發展的數字化進程所造成的影視之間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發展趨勢，更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正如胡錦濤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所指出的那樣，當今世界，文化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社會環境、傳播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要深入研究新形勢下我國文化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善於在更加開放的環境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這一精神完全適用於討論電影的產業發展問題。但問題在於，我們有必要從電影的概念問題入手。也就說，新的形勢之下，特別是從數字技術可能造成的媒介產業重組的前景展望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態勢和發展格局，必須建立在對於電影的新的理解和界定之上。
當然，討論概念對於不少的人來說的確是一件令人討厭的事情。特別是，對於那些習慣於舞文弄墨之士，或者樂於沉浸在聲音與光影世界中流連忘返的人們來說，就更是如此了。對於那些辦實事兒及樂於思考者，則另當別論。但是，現在的事情顯然已經發展到我們不得不咬文嚼字的地步了。也就是說，到了俗語所說的「老鼠鑽到了碗架櫃，口口咬瓷兒(詞兒)」的地步了。這件事情倒是從某一個角度驗證了先賢和「後賢」們的告誡和提示。
《論語•子路第十三》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海德格爾曾指出：「言詞和語言不是把事物包裝起來為寫作者和說話者的交流服務的包裝材料。事物只有在言詞和語言中，才首次進入了存在並存在起來。因此閑聊、口號和廢話中語言的誤用，破壞了我們和事物的本真的關系。」「語言大面積地迅速荒疏，這不僅在一切語言運用中掏空了美學的與道德的責任，而且，語言的荒疏是由於人的本質之被戕害。」
孔子的話和海德格爾的話是相通的。但是，他們的話卻並沒有引起後世人們的充分注意和重視。即使是《聖經》中的「聖訓」，也沒有引起人們的多少警覺。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聖經》中的這句名言看起來是很神的，主要是其中的「道」字，是一個中國的古詞兒，很難解釋清楚。但是，一看英譯，含義立刻就清楚了。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聖經》的英文直譯可謂泄露了天機。直譯的結果是：「一開始就是詞，詞與神同在，詞就是神。」
《聖經》中堅定明確而又語重心長的神諭並沒有讓多少人開悟。別是文藝界的人士，包括研究之士，恐怕要很久很久以後才有可能認識到這一點。
按照「先賢」和「後賢」的思考方式和辦事兒原則，我們要討論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態勢，就一定要首先為電影正名，即「必也正乎名」。此即所謂「一開始就是詞」，這個詞就是電影。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會發現，人們對電影這個詞兒的認識確實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直至現在仍然有些糊塗，但是現在不能再糊塗下去了。
電影的成一定規模的傳播必須有一個公共場所。1895年12月28日，路易•盧米埃爾與其兄長奧古斯都•盧米埃爾用一台被稱之為「活動電影機」的設備在巴黎卡布大街14號咖啡館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公開售票，公映了他們的第一批影片，其中包括《工廠大門》、《火車進站》、《水澆園丁》等。這一天後來被電影史家確定為電影的誕生日。這種放映活動被推廣的後果是，專門用來放映電影的場所產生了，這就是電影院。此後，盡管確實存在著電影的個人化播放，人們還是不假思索地把電影同它的大規模的播放場所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把在這個場所播放的電影稱之為電影。人們這樣做當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電影的經濟回收和盈利主要靠電影院的銷售活動。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今後還會繼續發生變化。這里有一個情況值得特別注意，在電影院里播放的電影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大致有三大類、故事片、紀錄片和美術片。目前國內的電影院大體上只剩下了一類，即故事片。紀錄片和動畫片的播放只是一種零星的行為。今天，我們既可以說紀錄片已經淪落為電視節目了，也可以說紀錄片改變了它的存在形式和播放形式。但是似乎沒有人說紀錄片已經消亡了，卻有人在談論電影(即故事片)的死亡。
有了電視以後，人們從來都不認為在電視中播放的電視節目也是電影，哪怕播放的是電視劇。盡管看起來，真正的電視節目大概只有一種，這就是現場直播(中國的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就是直播電視劇)節目。直到電影(無論是故事片還是紀錄片)變得可以在電視上播放了(或者通過無線遠程傳播或者通過錄像機、VCD機等)，乃至直接為了在電視上播放的目的而拍攝所謂「電視電影」(無論是用膠片、磁帶，或數字化材料拍的)的時候，人們還是沒有產生這種認識。人們自然會找出種種理由認為電視電影不是電影，哪怕是在這些理由變得越來越少了的時候，變得越來越不成為理由的時候，除了少數人之外，人們幾乎是非常不情願地接受這種認識。主要的原因，除了面對種種新的情況熟視無睹以外，不是認真地思考電影的概念問題，而是把電影的歷史性存在方式、傳播途徑，同電影本身過於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嚴格地固守電影的「影院電影」的歷史界定：「只有在電影院中觀看電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觀看電影」這樣一種相當傳統的觀念。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有人甚至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數碼加入進來以後，傳統的電影還叫電影么？」
現在的問題是，任何狹隘的電影觀念都會影響我們對於中國電影現狀及未來的客觀估計和展望了。
中國電影有七大「怪」現象。其中之四是大力進行電視電影的拍攝：「電視電影的發展導致大家傾向於低成本運作，難以製作出精品。觀眾習慣了看電視電影後，就不會再走進影院看電影。我們不能因為我們現在的電影法規和電影基礎設施達不到要求而退而求其次，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顯然沒有從如何調節電視電影和影院電影之間關系(諸如比例分配等等)的角度來看待問題。不是把中國電視電影的發展看成是中國電影發展的一個方面，看成是以一種新的方式滿足了中國廣大電影觀眾對於電影的需求的結果，而是看成了擠壓中國影院電影發展的一個應予糾正的失誤。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看出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這就是，電視電影確實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影院電影的功能。一定不會願意看到這樣一種情況的：「由於衛星傳播和有線頻道的發展，美國電影在歐洲電視播放的電影中也佔有了70%。」由此可見，在中國電影現有生產量的狀況下，保持一定規模的電視電影的創作和生產，不失為滿足廣大觀眾在電視中看到電影的需求的一種可行辦法。
結論是堅定不移的：「新科技的物質條件，不管電影人情不情願，都將徹底地將電影改頭換面。下個世紀的電影很可能沒有膠卷、沒有影棚、沒有布景、沒有放映機、沒有影院。電影將化身在有無線電視、私電視與公電視(機場、酒吧….)、網路電視、手機、電子書頁、個人資料簿(PDA)、網際網路、電玩與多媒體、甚至足球場上的超大屏幕或雷射投影……之中。從生產(數字生產、虛擬影像)到行銷(跨媒體整合行銷)、到消費或重組再消費(影像單位化、資料庫化與重拼貼化)，電影都將走出舊世界。」
雖然某些方面並不完同，但對於中國電影產業的未來發展態勢與格局的展望必須不失時機地建立在對於電影的新的與時俱進的理解和界定之上。事態的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證實了在大約五六年以前對電影做出的界定：「可以配有聲音效果並具有畫面性質的活動影像。」進一步的證實還有待於對事態發展的繼續觀察(當然，這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前瞻的眼光)。也就是說，電影不僅必須而且一定會成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概念。雖然現在還沒有發展到一定要把電視劇乃至電視節目也包括到電影之中的地步。眼下雖不急於收編，但是應該想到，將來一定會出現把這兩者當成同類產品的不同規格的品種來加以對待的局面。下述統計表述是意味深長的：「1998年美國的第一大出口行業既不是飛機製造業、也不是農業，而是影視和音像出版業，出口總收入達600億美元；美國視聽產業(影視和音像)在國民經濟中的排位已有1985年的第11位躍居到第6位；在錄像市場上，美國1997年金錄像租賃收入就達96億美元」。從中國電影發展態勢的角度來看，從現在開始，預算一部影片的投入和產出，不僅必須考慮到它在影院和「影廳」中的放映情況，而且還需要同時考慮到它在電視中的播放情況(包括排映和點播)，以及光碟、像帶的銷售情況。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還要建立在確保上述種種考慮的有效性的保障體系的存在之上。既然「在美國，電影的海外市場、電視播映、音像製品和其他副產品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5%左右。」我們還有什麼理由稱這些收入為「後電影市場」開發呢？這些難道不是題中應有之意嗎？在我看來，有了這樣電影觀念，才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這一觀念對於全方位地同時又是布局合理地發展中國的電影事業是很有益處的，我們可能就不會杞人憂天地發出電影的「生存還是死亡」的無謂天問了。
從這樣的觀點和角度(即所謂行業混淆confusion或產業重組)來看中國電影產業的未來發展態勢與格局，2001年12月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集團的成立，就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特別是它統一考慮中國電影和電視發展戰略的眼光就變得更為重要了。雖然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撲朔迷離，其間充滿了太多的變數和難以把握的機會，但是卻讓我們可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在這情況下，高度的自覺性和清醒的意識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了。
我們能夠看到，在為中國電影的發展獻計獻策和「開葯方」的熱潮中，「全球化」和「產業化」可以說是兩個使用頻率最高的用語。應對全球化和實現產業化甚至被某些人當成拯救中國電影的前所未有的契機和良方。在這情況下，現代影視技術的革命性的力量以及所必然帶來的要求即「產業重組」和觀念更新的問題，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視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為，盡管計算機、互聯網(包括無線、寬頻及數字化技術)的迅猛發展對人類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幾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但是這一新興媒體技術及產業對傳統媒體產業及其觀念的(如報刊業、電視業和影院電影業)的沖擊才初見端倪。因此，從現在開始就轉變觀念，在全球化和產業化的基礎之上，認真地面對和貼近中國的現實，努力尋求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思路，仍然是來得及的。但有一點我覺得有必要及時加以改變。就像毛主席當年在延安曾經批評某些人「言必稱希臘」那樣，我們現在也到了對討論中國電影發展模式「言必稱好萊塢」的傾向給以一定質疑的時候了。經常被我們忽略的一點是，世界上發達國家不在少數，但電影產業發展到好萊塢的程度，在全世界可謂絕無僅有。其實，在產業重組的過程中，好萊塢也不是鐵板一塊。由此可見，好萊塢並不是世界發達國家發展電影的普遍道路。更不必說它應當受到批評和抵制(或者說需要檢討的)諸多方面了：「近年來的好萊塢電影越來越貪得無厭地追求視聽奇觀性，電影題材越來越變本加厲地脫離人們的現實體驗和現實生存，無論是故事或是視聽造型都越來越缺乏人文意蘊，越來越強調表像刺激，玩弄技術、玩弄奇觀的傾向正在將電影帶向一條遠離真實、遠離性情的道路……」由此看來，一個國家的某一文化行業的產業化及其國際化程度，肯定有一個由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諸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歷史性進程。絕非一朝一夕就能畢其功於一役。設想一個正在調動一切力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中國家去打造和發展國際化、跨行業的本國電影的「航母」，無異於天方夜譚。
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情況可能反而更加清楚，而且更加具有啟示意義：影院電影業大幅度滑坡、重振乏力，在這方面，即使實現了中國電影的所謂「產業化轉型」，似乎也看不到與好萊塢電影打拚的樂觀前景，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倒是產業化程度不如電影的電視業的強勁發展勢頭未現明顯減弱的趨勢；電子圖書和數字圖書館雖在大力建設、不斷發展，目前還看不到印刷圖書業迅速萎縮的跡象(盡管這種情況根本無法同過去相比)。與此同時，電影在其各種製作方式、存在方式和傳播方式(特別是後兩個方面)的比例分配方面正在進行著的正是可能造成劇烈變動、重組的積累和醞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電視系統的終端和網路系統的終端將要合一的傳播技術前景，雖然尚需時日，但肯定是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之中，發展到一定程度，肯定會對現行電視業和影院電影業包括運作方式在內的各個方面都造成巨大沖擊。數字化進程及其技術保障的進展，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量。也就是說，決不能把這些重要的進展看成是與中國電影的發展前景毫無關系或關系不大的事情加以對待。據有關人士透露，到2002年底廣電總局已經建設完成國家光纜干線網3.9萬公里，省級光纜干線電視網超過11萬公里，市級以下光纜傳輸網超過了30多萬公里，可連通2000多個縣級網、1000多個企業網、3000多個社區，全國光纜總長超過300萬公里，並在東南沿海省份基本上實現了全部聯網。據說，廣電總局已決定全力推動有線網的商用，目前正在按計劃、分步驟進行，並將對有線傳輸網進行雙向改造，推出節目傳輸、帶寬出租、廣電在線門戶網站、數字電視、電視簡訊、可視電話、手機電視等業務。
無論形勢發展到何種地步，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是電影還是電視，每一種傳統傳播的方式都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戲劇上演了幾千年，至今仍然在繼續上演(哪怕是在文化政策保護之下)。影院電影只上演了一百年，決不會輕易就死掉。在整個電影的播放系統中「寥若晨星」也是一種存在方式。影院電影的確會越來越少，這一點幾乎毫無疑問。想一想電影的「黃金時代」正是電影的視聽質量都不怎麼令人滿意的時代，就會明白這一點。試圖通過保證電影視聽效果的高品質來振興或恢復「影院電影時代」的昔日輝煌(將近年300億人次的影院觀影量)，看來是沒有什指望了。或許「廳電影」會越來越多，就像城市裡的超市一樣星羅棋布。但相當數量的電影拍完之後很快或立即就成為「電視節目」的情況將成為一種常規狀況。
特別是，當技術的發展到了能夠在電視中(或電影廳的一個終端中)真正點播電影(當然也會包括一切電視節目，在數字化的條件下這一點是不成問題的)的時候，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想一想下述情況。目前國內的電視劇生產和創作形勢仍然未明顯減弱其繁榮景象。這種情況表明，對電視劇的觀看，已經成為相當多的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拿吃飯做比較的話，我們可以說觀賞電視劇已經成了人們的精神食量的「正餐」。在新的情況下把看電影(不論以何種方式看)當成人們日常精神生活中的正餐或主要零食並不是一種奢望。正在擬議中的收費電視頻道的啟動，電影難道不是被作為這些頻道資源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嗎？
中國電影未來發展態勢的這種設想，將會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這些需要依次解決的既有關於技術方面的，也有關於制度法規方面的，更有理論研究與批評方面的。例如，建立不同級別的節目源站點，進行各種節目的大規模的收集、分類、整理和數字化。其中包括傳輸方面的建設，目的是便於檢索、搜索和點播。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收費定量(實際上是計費)問題、電影界定的再確認及科學分類問題都會順理成章地提出來。充分發揮我們的智慧建立和完善適應我國實際情況的、有利於中國電影健康發展的電影、電視法律法規體系也會成為一件非常緊迫的事情。反對收費的觀點將會被證明是非常短視的，而採用收費就一定要研究科學的計費辦法。
按照設想，今後的電影(特別是電影在被數字化以後)可能會被分成三個大的類別，敘事片算一大類，資料片算一大類，還有一類就是論述片。把documentary由原來的紀錄片改譯成資料片，翻譯成文獻片也無妨，只是一定不要翻再譯成紀錄片了。認為，不管是誰，把documentary譯成紀錄片，都是一個已經造成了嚴重影響的歷史性錯誤(哪怕是有歷史原因的)。誤譯的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但造成如此嚴重影響的例子並不多見。在新的理解之下，電視劇和電視節目都只不過是電影的一種形態或一種類型而已。
電視劇和電影一樣，作品的形態和特徵都與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的現存條件密切相關。雖然這一觀念已基本上被國內外的學術界所認同，但真要具體地指出一部作品的哪些特點與政治相關，哪些特點與經濟相關，哪些特點與文化相關，哪些特點與技術相關，又並非易事。甚至應該說是一個難度較高的問題。因為，這些特點並不是現成地或明顯地擺在我們的面前，等待著我們去挑揀和拾取。所以，這種研究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相當缺乏的。我們知道，與理論相比，批評更側重於對具體作品的特徵描述、技巧分析和價值評估。但是，在准確的描述、分析和恰當的評估中，離開了對產生特徵、技巧和價值的那些條件的關注和考慮，是缺乏說服力的。
我們在觀看電影或電視劇的時候經常會感覺到，我們對片中人物的表現已經失去了耐心，但是我們仍然在關心著她或他的命運，是否繼續觀看，需要我們在「失去耐心」和「關心命運」這兩者之間進行一定的權衡。當前者超過了後者，就是放棄繼續觀賞，當後者超過了前者，就是繼續觀賞。但來瀏覽技術的條件下，這種權衡已經變得沒有什麼必要了。因為觀眾可隨意地放棄中間階段的觀賞，而只是看一下最後的結果，或有關的段落就可以了。
從此以後，藝術才有可能真正恢復它過去曾經有過但已幾乎喪失殆盡的尊嚴。黑格爾等人關於藝術的並不樂觀的設想也將變得根據不足了。影視作品的數字化保存技術，及在大范圍內可以流通和檢索的技術(包括作品的語言的語種可隨意選擇)，將有可能使得人們對於「藝匠」作品的需求幾乎降至最低。相反，對於真正藝術作品的需求會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理論的貶值也將成為過去，恢復其崇高的威望。電影教育在整個國家的國民教育體系中(小學、中學乃至大學)也將會獲得其應有的位置。電影這種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之上、在二十世紀發展起來的新的文化形態，作為二十世紀人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應該在全民教育中獲得應有的和合理的位置。從而確保印刷文化與電子文化(影視文化是其主體)在全民教育的內容配置方面，保持一種均衡的發展態勢和合理的格局。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電影教育才剛剛處在起步階段，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讓電影成為「教科書」，既不是對中國電影的詛咒，也不是中國電影人的夢魘。而發展中國電影教育的雙重後果必然是，為中國電影培育出一大批高質量、高品位電影需求者，進而為中國電影培養出一代新的創作者打下堅實的基礎。
❺ 你覺得中國影視業發展現狀如何
截止2020年1月23日，7部賀歲片集體宣布撤檔，擇期再映;截至2月12日24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確診病例52526例，累計死亡病例1367例。嚴峻的疫情對2018年本身發展不順利的影視劇行業來說，沖擊巨大。春節檔票房對於全年總票房來說具有較大比例，2020年春節檔票房的慘淡對2020年全年電影票房成績影響較大，預計2020全年票房或減少近百億。
疫情沖擊影視行業上下游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正值春節，疫情對電影產業的影響是巨大的。對影視行業產業鏈上游的影響包括自2020年1月25日開始，橫店影視城、象山影視城等多家影視基地相繼閉園，全部劇組的拍攝活動停止，轄區內拍攝場景悉數關閉，包括了拍攝基地、外景拍攝基地和攝影棚等。對電影產業鏈下游的影響包括1月23日，7部賀歲片集體宣布撤檔，擇期再映，所有撤檔影片均可無條件全額退款;線下院線自1月24日起全部暫停營業。
但是可客觀估計，疫情結束後，影視劇行業將有較為樂觀的發展。疫情的發生對影視劇行業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同時也是一個倒逼行業創新發展的機會。疫情結束後，積壓的很多優質產品都會尋找到更好的機會放映，同時大眾也需要娛樂活動，重新回到正常生活，這時候院線將會迎來顯著性回暖。
—— 以上數據來源於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電影產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❻ 楊步亭的講座觀點
中影集團楊步亭：中國電影產業國際化之路
2009年4月18日，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會長、中國電影海外推廣公司董事長楊步亭應邀作客北大二教205，繼光線傳媒總裁王長田的燕園之行，為2009年北京大學生文化創意「未來領袖」創業大賽系列講座接力。
作為藝術與技術的結合，電影從無聲黑白到有聲彩色，再到如今的數字化，其發展與成長方興未艾，而中國電影在世界上可謂後起之秀。從建國初「黨的宣傳工具」到「電影事業」，再到「帶有意識形態屬性的文化商品」，中國電影在逐步發展中尋找著自己的時代定位。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電影產業經歷了一系列巨大變革，日益呈現無限生機與活力。
從事電影工作30多年，親身經歷了電影產業改革開放的過程，並對中國電影發展壯大發揮了不可磨滅的光熱，楊步亭堪稱這個領域的領袖級人物。他歷任國家廣電總局電影事業管理局副局長、國家廣電總局第五屆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影集團董事長，曾主持中國第一台70毫米/8孔、10孔攝影機研製項目，「高精度連續圖像數字處理系統的應用研究」（即數字電影製作技術）這一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以及中國影院電腦售票管理系統的研究項目，為中國數字電影走在世界前列做出了突出貢獻。
中國電影如何「走出去」？一個多小時的演講，從中國電影產業的歷史、現狀，到市場結構、商業模式，再到其與海外的關系，楊步亭深入淺出，娓娓道來。他希望，我們的電影能像「中國菜」一樣，贏得全世界人民的歡迎。這一夢想的實現涉及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系問題，中國電影產業必須緊緊把握民族脈搏，跟上科技發展步伐，不斷滿足全世界市場需求。「中國式、高質量」是中國電影走近世界觀眾的必要條件。
講座結束時，楊步亭耐心解答各位同學提出的文化產業發展相關問題。最後，對於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主辦創業大賽，幫助大學生解決就業難題這一行動，這位電影產業的領袖級人物表示了自己的贊賞和支持，並預祝2009北京大學生文化創意「未來領袖」創業大賽取得圓滿成功。
❼ 如何提高我國電影貿易國際競爭力
中國電影在2012年不斷開拓進取，繪就了新的歷史篇章。據統計，2012年國內共生產故事影片745部，全年各類電影總量達893部，全國電影總票房達170.73億元，同比增長30.18%。而國產影片票房，則達82.73億元，約占總票房的48.46%。其中，類型片創作趨向活躍，電影票房創下紀錄。國產影片創作在2012年的變奏、轉折與發展，和其它重要藝術現象一樣，是其所處的時代、現實和社會的創造物。中國電影創作及市場的內容和形式上的變革，很顯然已經融入所處的時代和社會新語境的表現內涵、形式呈現出的交織關系中，中國電影的成就、矛盾與豐富性，蘊涵其中。
但是，就在國內市場快速崛起的同時，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的發展相對滯後，近年來的海外市場在逐年急劇萎縮，越來越多的中國電影在本土市場上大獲全勝，卻無法開拓海外市場。《赤壁》、《投名狀》、《泰囧》等都成為敗走西方主流電影市場的典型例證。中國電影在海外市場上的弱勢地位，亟待改變。
2012年2月中旬，中美間達成了一項擴大中國進口好萊塢3D等特種電影的協議，顯示中國電影市場進一步開放的趨向。顯然，政策由充分發揮護航作用改變為更為開放的情況，類型電影生產、電影產業、市場及技術發展勢頭不減，迅猛異常。但與此同時，真正實現中國電影和海外市場的無縫對接，卻缺乏有效性和持久力的政策舉措與策略。
我們看到，一方面，進口大片數量的增加對國產影片和中國的電影市場在票房、技術、藝術以至文化內容上的沖擊明顯。另一方面，中國電影「走出去」又面臨好萊塢的強勢話語。好萊塢對國產片創作無疑形成了巨大的挑戰。以美國好萊塢為代表的國外商業電影，構成了全球化的市場競爭、藝術、技術與文化語境。
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及其實現的關鍵，是如何實現中國電影的國際化轉型。它包括對內通過華語電影的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中國電影；對外採取區域化市場開拓的方式，針對不同區域的特性制訂不同的競爭對策。電影在當代社會中的影響力，有力地證明了電影在時代文化復興與文化建設中的位置。中國電影海外競爭策略可行性所涉議題內容豐富，有著很強的開放性和廣闊的探索空間，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現實針對性和面向未來的前瞻性，回望有史以來中國電影在海外發行、海外推廣以及兩岸多地積極開展合作、推進中國電影實現國際化轉型和提升傳播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進程，系統、全面、深入探討其在商業經營、內容、生產、融資、推廣及大中華地區的合作與融合諸方面新的發展、互動與創新，努力為中國電影的未來發展，尤其實現全球化語境中的當代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意義重大。
2012年11月中旬上映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前四天的票房即達1.01億元，截至12月31日，獲得5.71億元票房。但是李安的這部影片的成功，並非僅僅反映在票房上。影片中，碧海藍天、發光的魚、斑斕老虎以至人與虎的離奇故事，它們的故事意涵、影像和被美麗畫面所包蘊的人性、神性和東方文化問題，都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東西，成為美妙觀影的記憶。
李安的電影創作給我們提出重要的參照與警醒。很顯然，順應時代發展需要，改變中國電影內容生產的短板和總體競爭乏力的現狀，在世界電影市場形成強有力的競爭態勢，體現了強烈、鮮明的時代特徵。如果說實現中國電影的國際化轉型是開拓海外市場的總體戰略，那麼明確區域化市場開拓、在內容生產、數字技術、投融資及推廣等方面實現國際化轉型則是具體戰術。中國電影需要積極應對社會、產業和文化發展挑戰，把握社會和文化發展，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確立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的坐標。面對好萊塢的全球化戰略，中國電影要在學習好萊塢國際化的經驗的同時開辟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化不斷發展的今天，電影海外拓展與責任又該如何把握？在電影觀念與電影實踐發生巨變的當下，如何更好地進行中國電影的生產、經營、融資與推廣，華語電影需要做怎樣的合作與融合？這些都是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策略建構中重要的時代性命題。
面對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的問題，需要進行系統、深層的研究，提出海外市場競爭策略的路徑。海外電影市場現狀與中國電影國際競爭力深層問題聯系緊密。隨著中國國內電影產業的崛起，擁有海外市場已經成為中國電影從電影大國升級為電影強國的重要標志。擁有海外市場關鍵在於實現中國電影的國際化轉型，以區域化市場開拓的方式把海外市場劃分為北美、歐洲、俄羅斯、東亞及東南亞等地區。另外，從中國電影史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走向海外市場的經驗，比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神怪片、武俠片對東南亞市場的佔領以及七八十年代香港功夫片對國際市場的號召力。中國電影目前的海外市場狀況相比歷史上和好萊塢還有很大的差距，急需在內容生產、融資渠道、推廣營銷等環節上加強海外市場的觀念。
國際化轉型涉及電影的內容生產策略。內容生產中最重要的就是對觀眾情感的生產，觀眾看電影是為了體會他們自己的情感，因此電影作為一種娛樂形式，一定要與觀眾產生共鳴或被認同。中國電影在類型上比較單一，只有武俠和動作片能夠走向海外，擁有較強的競爭力。新型中國電影將以武俠片、動作片為切入點，帶動類型多元化實踐，拓寬片種，積極進行電影類型美學創新。在影片敘事策略上也需要進一步國際化，用國際流行的電影語言、敘事慣例來講述中國故事。此外，在商業類型片開拓海外市場的同時，也重視藝術片的國際化，進一步鞏固藝術片在國際電影節中的位置。
電影的融資形式越來越豐富，電影的工程越來越龐大，這也就給推動、孵化這個產業留出了許多空間與可能。迅速發展的中國電影在融資方面的需求、對基金對金融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凸顯，因此，研究中國電影業融資特點、總體投融資結構以及融資渠道和效果是必要的。推廣模式包括政府主辦、商業宣傳、民間活動和媒體傳播等，特別是以互聯網為首的技術進步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技術創新，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中國電影應該在創作階段就結合不同海外市場設定推廣方案，用科學的方式來推廣和宣傳，這是中國電影開拓海外市場的關鍵所在。
無疑，電影轉型中的產業交叉為海外市場競爭提供了重要的機遇和動力。隨著新媒體、數字技術及業態的發展，傳統電影正在走向「大電影」。無處不在的影像與數字科技互為因果，「大電影」的數字化趨勢為其帶來質的改變和提升。數字化的全面作用、互動技術的運用，使得膠片電影生產的格局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大電影」通過視覺形象、獨特的數字化手段和視覺意義創造出共同的精神世界，進而通過數字化傳播與放映使它對業界和社會發生更為廣泛的影響。在「大電影」時代，傳播形式的多元使電影形態多元化，微電影、手機電影等多種視頻形式的興起，改變了以往單一的影院電影形態。與此相對應的是，電影產業也出現復合化趨勢，電影與游戲、互聯網等其他文化產業的緊密交叉，完全改變了電影的業態特徵，這為中國電影的海外競爭提供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數字電影是新型中國電影的載體，也是中國電影走向海外市場的主要類型。
還需要看到，大中華地區電影的合作與融合，包括合拍片在海內外票房市場佔有越來越重要的份額，並進而成為全球電影產業發展的新方向。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內地電影產業的崛起，兩岸三地平行發展的格局被打破，合作與融合成為主流趨勢，華語電影無論作為一個文化發展共同體，還是經濟產業復合體，在中國電影走向海外市場的過程中都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華語電影的生存依賴於地域文化，要拍出有深度、吸引觀眾的作品，背後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文化，是價值觀的傳播。從中國內地電影與香港電影、台灣電影的融合，再到與亞洲電影、歐美電影攜手合作、追求共贏的未來發展格局，這將是新型中國電影擁有海外市場的基本路徑。
進一步推動中國電影的海外市場競爭與國際傳播，促進中國電影業的發展與繁榮，把握中國電影生存與發展的精神緯度，對推進中國電影國際化轉型和市場競爭乃至世界電影的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中國電影海外市場競爭逐漸建立起新的多樣性的創作格局及新的國際化轉型趨向，為明天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產業，藉此推動文化進步，造福人類，受到人們更多矚目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