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0�3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着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着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㈡ 西方电影中的中国文化
又掀“中国制造”热浪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在夺得中国内地2006年度票房冠军后，进入2007年，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菊花台》悠扬伤感的旋律又在北美电影院响起。
小邢，已经在海外度过了第七个年头，目前正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他在上映首日就兴冲冲地观看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小邢在国内就是个电影迷，而且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国产电影迷，每次回中国来都要购置好多DVD，“这两年，差不多能同步地在电影院欣赏到国产大片，真爽！刚来的时候，有时要到第二年才能看到头年的国产大片，那种感觉就像吃剩饭。”
近年来，中国菜、中国服装、中国医药等，都曾在海外掀起了一次次“中国制造”的热浪。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产影片开始打入国际主流市场，又一场“中国制造”的热浪悄然升温。
据统计，仅2006年就共有73部国产影片，在44个国家和地区的影院发行放映和在电视台播映。与此同时，2006年也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影片数量和奖项数量最多的一年。贾樟柯执导的《三峡好人》获得第六十三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张元的《看上去很美》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奖，章家瑞的《芳香之旅》在开罗国际电影节获奖……
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出国门，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对此，在加拿大生活了将近20年的王先生十分感慨：“几乎每一部影片在华侨华人中都能引起不小的反响，一部国产电影对我们来说，别有一番意味。看到中国面孔，看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情景，感觉就像回了一次家。特别是，听到周围的外国朋友评价说‘中国电影真棒’的时候，那种自豪感是无以言表的。”
“中国文化”是向心力
很明显，华语电影吸引的不仅仅是海外的华侨华人。首映当天，《英雄》便技压群芳击败同期上映的美国影片，以860万美元夺得当日北美票房之冠，并连续两周稳坐北美票房冠军宝座，在北美取得折合人民币4亿多元的票房……美国、泰国、印度、意大利的电影人纷纷引进中国电影，2006年国产影片海外销售收入达19．1亿元人民币……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国电影海外市场越来越令人瞩目。
对此，索尼哥伦比亚三星电影公司副总裁盖瑞斯·威根先生分析说，近5年来，多部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投资回报令人鼓舞，这令很多海外片商对中国电影树立信心。
这一场“中国制造”的热浪是怎样形成的？华语电影又是靠什么吸引了海外的眼球呢？对此，华侨华人自有解读。
体验或感受中国可能是不少外国人的心理。在英国从事摄影工作的程小姐说，全球化缩短了世界之间的距离，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的迅速崛起，而电影则正好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与其说中国电影走俏欧洲，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让欧洲着迷。
中国电影的吸引力还源于中国的深邃文化。神秘而又奇异的东方古国成为不少西方观众的“中国情结”。“室内人物走动的皮影效果、报时打更、王的养生之道、后的中药疗法都是典型的民族特质……像《满城尽带黄金甲》里这样牢牢打上‘中国标签’的细节、场景，成为展示中国深邃文化的切入口，牢牢抓住了外国观众的眼球。”一位美国华侨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写道。
中国功夫电影的号召力不可小觑。在加拿大留学的周志强表示，中国电影最早进入世界视野的就是功夫电影，中国功夫片引发了一股中国文化热。因为中国功夫片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和武侠精神，正是中国文化当中阳刚激越的一面。外国人爱屋及乌，不仅对中国的功夫电影着迷，也对中国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国面孔和中国思维同样在感动和影响着世界。从海外参展获奖到创造票房佳绩，中国电影自身的探索与发展也是掀起又一轮“中国制造”热浪的原因。“近年来有不少中小成本制作的中国电影，塑造了一批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自尊的人物形象，是人物性格魅力打动了西方观众。而影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和反省，也感染着海外观众。”在日本从事相关研究的曹先生说。
保持“中国味”是关键
华语电影在海外的热烈反映，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华语电影未来走向的讨论与反思。
“就在大家都认为中国电影在海外打了一个翻身仗之时，我们看到的仍然只是武侠大片在海外市场独领风骚的情形。”曹先生提醒说，“在海外票房不俗的国产大片，往往是‘古装＋动作’的模式，虽然目前西方观众对此相当追捧，但会不会出现视觉疲劳的问题呢？”
显然，曹先生的这种担忧并不是空穴来凤。有华人指出，好莱坞的渗透，新人的匮乏，盗版的冲击，正一点儿一点儿侵蚀着中国功夫片的阵地。功夫片一旦被商业性所累，一味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就很容易失去自己的特色，走向程式化的道路。
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功夫片，就整个华语电影而言，在进军海外、吸引海外眼球的过程中，都必然面临一个选择取舍的问题。
作为一种传递文化、交流情感的媒介，中国电影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个世界眼光的投射。比如在制作技巧上，借鉴国外的时尚元素和娱乐元素。“然而，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吸引海外眼球，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其浓重的本土特色，所以如何保持住中国味，形成自己的独立性语言和价值体系，才是中国电影在未来发展中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周志强如是说。
㈢ 中国电影在世界有影响吗
你对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清楚的原因是，除了一些功夫片，比如卧虎藏龙。在外国很有影响力的电影，在中国都没有什么名气。
主要以低成本电影和非商业片为主（因为这些电影本身就都指着国外电影节拿钱，或者根本不在内地展映。）
比如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2007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影展最佳影片奖，第28届南非德班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7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2007年挪威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以及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着剧本奖，第三十七届西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及鹿特丹电影节、夏威夷电影节、亚太影展作品奖）
是因为呀，这些电影，和一些大片相比，很难上台面，也就是上院线。一个是因为审查；还有一个是因为本身剧情并不商业，很难吸引观众；还有就是咱们大片导演的打压，比如我这个片子好不容易要到了全国100块屏幕，一个大片出来，人家要1000块屏幕，要最佳时段播放，就给你压下去了，而上院线就意味着要制作拷贝，而拷贝的成本是仅仅几天的放映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一些有深度的电影，在电影院是看不到的。
下面来说一下外国流行的咱们国家的商业片。
举个例子《赤壁》吧。
我看的时候觉得这是什吗玩意。后来想一想，其实这东西拍出来，本身就不是给咱们中国人看的。因为它的没有剧情，没有逻辑，只有打斗和一些所谓的中国元素，但它在美国是受欢迎的，它在前期拉投资的时候就会和投钱的人说，你看我在中国内地市场收回多少多少钱，但我在北美能收回比中国多好几倍的钱，然后在亚洲市场又能收回多少多少钱。所以投资决定剧情，北美票房高，那我就往美国电影上写，往美国文化上靠。 说难听点，《赤壁》就是一个披着中国壳子的美国大片。
哎。一提到中国电影这个问题，就有一点无奈。
㈣ 中国的电影在世界范围是什么水平
我觉得中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就是出于一个上升期，没有特别大的地位。这五部最高水平的中国电影，在全世界影史上也是顶尖的。
霸王别姬，93年戛纳金棕榈让陈大导演的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虽然有人说这是他父亲指导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经典佳片。而金棕榈也是实至名归。从影片里我们能看到爱恨情仇，更能看到整个社会的变迁。历史总是这样，带走了时间，把沧桑和思索留给我们。就如程蝶衣的那句“说好一辈子就一辈子，少一天，一分，一秒，都不叫一辈子。”
㈤ 中国电影现状分析
分析中国电影现状
现阶段，我国电影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方面,中式大片在产量和社会效果两方面都越来越好,重新赢得国内观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它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出现持续上升趋势,对于推广我国文化价值体系及其软实力起到积极作用。
中式大片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国际市场有了新的开拓,商业价值也趋于提高。但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电影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状态,影片的海外竞争力仍然偏弱,与中国贸易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为此我们简要归纳了近年来中式大片的成功经验:
从创作上看,中式大片已经摸索出一条主旋律片、艺术片和商业片三型互渗的电影美学道路,特别是在主旋律应当具有观赏性和艺术性方面取得了共识。
从在观众中的社会效果看,中式大片已初步形成在通俗故事中蕴藉民族主流或核心价值理念的美学传统。
从资金投入方式看,中式大片已经探索出了中国独资、中外合资、民间融资、大陆香港合拍等多重电影投资渠道,并初步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投资环境,这对于我国电影产业的又快又好发展是重要的进步。
从电影管理机制看,我国电影管理部门已经在电影指导、审查及监控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这对于国产大片的持续发展是必要的。
国产影片的发展成绩喜人,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不足,需要认真关注和反思。
第一,影片主题过于直露。不少中式大片往往把表达主旨或主题过于直露地剥露出来,损害了电影美学的完整性,令观众失望。
第二,影片通俗故事后面往往缺乏美学传统蕴藉的支撑。中国电影美学的一种传统在于,在通俗故事描绘中投寄深厚的兴味蕴藉,让观众在观赏的愉悦中品味人生至理至情。然而现阶段的国产电影的“俗艳”下面缺乏足够的兴味蕴藉。致使观众难以投入足够的理解力和共鸣感。
第三,对海外受众心理和外国文化缺乏深入了解,以致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兴趣不高。不少影片传达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囿于国内需要,而在国际普遍性方面存在欠缺,所以难以进一步向国外推广。
第四,不少电影剧本缺乏质量，导致影片缺乏深厚的蕴藉。
第五,推广模式尚不成熟,推广的专业化水平产低。
其实，只要措施得力,方法对头,国产影片创作水平的进步及其文化软实力提升,应大有希望。为此,我们尝试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第一,强化影片主题的美学化处理,加强中国电影美学传统的传承和开发。
第二,加强电影制作技术与文化品位的探索。组织电影制作技术班子,集中研究3D技术等高科技在电影中的综合运用。
第三, 调集我国电影剧本创作的最强阵容予以攻关, 吸纳优秀作家参加剧本创作，为我国电影产业持续提供更多更好的优秀剧本。全力改善电影剧本创作这一目前我国电影发展的“短板”,这是是我国电影软实力迅速提升的关键。
第四,加大中国电影对外推广和传播的政府扶植力度。
第五,积极吸收和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了解把握各民族文化心理,将“文化折扣”变为文化优势。学习和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从而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和生命力。
第六,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电影的外推模式，努力提高推广操作的专业化水平,积极探索合理的营销策略和发行渠道。
第七,加强国际电影合拍协作。
第八,大力办好国内和国际电影节
电影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受大众喜爱，而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电影，也在走过蜿蜒曲折的发展道路后厚积薄发。中国电影业目前面临多种困难，从大的环境看是电影的崛起，从电影业内看，是改革的滞后。中国电影不仅是一项文化产物，也是我国历史传统和世俗文明的延续和传递。可以说，中国电影的新气象是众多创作者在现实生活题材领域内创新和探索的结果。
现实状况
说当下的中国电影已进入百花齐放的时期，有点勉强。与西方电影业比起来，我国的确存在很大的差距。首先是设备、技术上的差距，此外，我国缺少拍娱乐片的经验，资金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单就艺术水平来说，中国并不比西方差，中国电影近年来在世界一些着名的电影节上频频获奖。
在2010年，我国的电影市场生产了400多部影片，只有约1/4能登上电影院大银幕。更多的银幕则被仅有的几部大片和贺岁片占领，这就是银幕垄断。这种垄断是资本投放的结果，资本和商业大片互相追逐。而老百姓眼里所谓“好看”的片子屈指可数。
5年前投资一亿元就是大片，2010年已经涨到3亿元——投入成本大大提高。资本的唯一理性就是投资有票房保证的商业大片，投资当下最显赫的电影人。
例如《让子弹飞》上映以来总票房突破5亿元，姜文在剧中那句“站着挣钱”意味深长！资本推高了电影票房成本（有的贺岁片实行限价，实际上有的高达80元，甚至上百元），也控制了80%的银幕。这种赢家通吃，老百姓乖乖埋单的状况能持续多久呢？
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老百姓看电影，就是看里面的人和事。方寸之间，两个小时左右的光阴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人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逐一展现。如今，电影题材越来越有局限性。农村题材的片子越来越少，而一些之前拍农村题材电影的导演现在也不拍了，甚至丢掉了自己的长处，盲目追求时髦，以至于拍出来的电影令观众失望，真是令人担忧。
小而雅的文艺片受众群体也在逐渐递减。而有的影片淡化情节，淡化思想，故事片没有故事片的情节，整部片子放完观众还没弄明白到底是想阐释什么主题思想，令观众一头雾水。
如今，越是看不懂的影片越被说成是大片、好片。整个社会比较浮躁，在一个物质化了的世界里，那些中产阶层开始讲究阶层氛围，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好看”看什么，靠资本运作的中国导演开始迎合这种取向，豪车、豪宅、美女等开始充斥银幕，宣扬帝王般的尊贵生活，而在影片中即便是有穷苦的家庭背景的人也都是涂脂抹粉，艳光四射，根本不考虑电影本身的背景。
市场上出现的所谓赚钱的商业片只顾赚钱，武打片、警匪片等没有实质内容，而大打激情床戏作为卖点忽悠观众。看完电影，如浮华烟云，羡慕嫉妒恨都有了，观影快感荡然无存。
那些小成本小制作的影片在经历种种困难之后，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在国际电影节上屡有斩获，在国内却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正如贾樟柯所说：“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的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或沉重。”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他特立独行，用他的镜头语言去描绘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普通人所要承受的代价和命运发生的转变。像贾樟柯一样执着的导演还有很多，他们的身体力行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下的生活，重新审视我们的心态。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国电影是如何在当今国际影坛造成巨大影响的？许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大大的红灯笼、京剧、中国功夫等在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民俗风情。像电影《梅兰芳》中，京剧这个中国的国粹在影片中以线索和背景出现, 京腔京韵的中国气息在影片中异常出彩。并不是只有看不懂才能成为艺术，真正的艺术是能够打动人的，也为人们留下一些思考和难忘的内容。中国电影背负着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使命，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欣赏能力也增强了。中国电影百花齐放，不是要抛弃传统，而是要与时俱进。在时间的长河里，电影已变化了多种媒介方式和艺术形式，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片到彩色片，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的鲜明特质。
创造票房神话在中国不是难事；难的是，未来观众能看到什么样的好电影！只有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进行准确定位, 中国电影才能在全球化的浪尖上站住脚。
㈥ 中国电影今后应当朝怎样的道路发展，才能在世界电影中占主要地位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问题不能脱离世界电影的发展水平(包括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明显的是，影视技术的传播壁垒几乎不存在。电影自诞生以来，在制作方式、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三个方面都得到了非常迅速和相当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取决于电影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否具有较高的自觉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电影从诞生之初就是科学技术的产物，一部电影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走向完善、艺术创造趋于完美以及这两者不断地相互促进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数字化进程所造成的影视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更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一精神完全适用于讨论电影的产业发展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从电影的概念问题入手。也就说，新的形势之下，特别是从数字技术可能造成的媒介产业重组的前景展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格局，必须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理解和界定之上。
当然，讨论概念对于不少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习惯于舞文弄墨之士，或者乐于沉浸在声音与光影世界中流连忘返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对于那些办实事儿及乐于思考者，则另当别论。但是，现在的事情显然已经发展到我们不得不咬文嚼字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到了俗语所说的“老鼠钻到了碗架柜，口口咬瓷儿(词儿)”的地步了。这件事情倒是从某一个角度验证了先贤和“后贤”们的告诫和提示。
《论语•子路第十三》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海德格尔曾指出：“言词和语言不是把事物包装起来为写作者和说话者的交流服务的包装材料。事物只有在言词和语言中，才首次进入了存在并存在起来。因此闲聊、口号和废话中语言的误用，破坏了我们和事物的本真的关系。”“语言大面积地迅速荒疏，这不仅在一切语言运用中掏空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而且，语言的荒疏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
孔子的话和海德格尔的话是相通的。但是，他们的话却并没有引起后世人们的充分注意和重视。即使是《圣经》中的“圣训”，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少警觉。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圣经》中的这句名言看起来是很神的，主要是其中的“道”字，是一个中国的古词儿，很难解释清楚。但是，一看英译，含义立刻就清楚了。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圣经》的英文直译可谓泄露了天机。直译的结果是：“一开始就是词，词与神同在，词就是神。”
《圣经》中坚定明确而又语重心长的神谕并没有让多少人开悟。别是文艺界的人士，包括研究之士，恐怕要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按照“先贤”和“后贤”的思考方式和办事儿原则，我们要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就一定要首先为电影正名，即“必也正乎名”。此即所谓“一开始就是词”，这个词就是电影。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人们对电影这个词儿的认识确实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直至现在仍然有些糊涂，但是现在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电影的成一定规模的传播必须有一个公共场所。1895年12月28日，路易•卢米埃尔与其兄长奥古斯都•卢米埃尔用一台被称之为“活动电影机”的设备在巴黎卡布大街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公开售票，公映了他们的第一批影片，其中包括《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这一天后来被电影史家确定为电影的诞生日。这种放映活动被推广的后果是，专门用来放映电影的场所产生了，这就是电影院。此后，尽管确实存在着电影的个人化播放，人们还是不假思索地把电影同它的大规模的播放场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在这个场所播放的电影称之为电影。人们这样做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电影的经济回收和盈利主要靠电影院的销售活动。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会继续发生变化。这里有一个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在电影院里播放的电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致有三大类、故事片、纪录片和美术片。目前国内的电影院大体上只剩下了一类，即故事片。纪录片和动画片的播放只是一种零星的行为。今天，我们既可以说纪录片已经沦落为电视节目了，也可以说纪录片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和播放形式。但是似乎没有人说纪录片已经消亡了，却有人在谈论电影(即故事片)的死亡。
有了电视以后，人们从来都不认为在电视中播放的电视节目也是电影，哪怕播放的是电视剧。尽管看起来，真正的电视节目大概只有一种，这就是现场直播(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是直播电视剧)节目。直到电影(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变得可以在电视上播放了(或者通过无线远程传播或者通过录像机、VCD机等)，乃至直接为了在电视上播放的目的而拍摄所谓“电视电影”(无论是用胶片、磁带，或数字化材料拍的)的时候，人们还是没有产生这种认识。人们自然会找出种种理由认为电视电影不是电影，哪怕是在这些理由变得越来越少了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不成为理由的时候，除了少数人之外，人们几乎是非常不情愿地接受这种认识。主要的原因，除了面对种种新的情况熟视无睹以外，不是认真地思考电影的概念问题，而是把电影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传播途径，同电影本身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严格地固守电影的“影院电影”的历史界定：“只有在电影院中观看电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看电影”这样一种相当传统的观念。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人甚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数码加入进来以后，传统的电影还叫电影么？”
现在的问题是，任何狭隘的电影观念都会影响我们对于中国电影现状及未来的客观估计和展望了。
中国电影有七大“怪”现象。其中之四是大力进行电视电影的拍摄：“电视电影的发展导致大家倾向于低成本运作，难以制作出精品。观众习惯了看电视电影后，就不会再走进影院看电影。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电影法规和电影基础设施达不到要求而退而求其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然没有从如何调节电视电影和影院电影之间关系(诸如比例分配等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是把中国电视电影的发展看成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方面，看成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了中国广大电影观众对于电影的需求的结果，而是看成了挤压中国影院电影发展的一个应予纠正的失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就是，电视电影确实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影院电影的功能。一定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的：“由于卫星传播和有线频道的发展，美国电影在欧洲电视播放的电影中也占有了70%。”由此可见，在中国电影现有生产量的状况下，保持一定规模的电视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不失为满足广大观众在电视中看到电影的需求的一种可行办法。
结论是坚定不移的：“新科技的物质条件，不管电影人情不情愿，都将彻底地将电影改头换面。下个世纪的电影很可能没有胶卷、没有影棚、没有布景、没有放映机、没有影院。电影将化身在有无线电视、私电视与公电视(机场、酒吧….)、网络电视、手机、电子书页、个人资料簿(PDA)、网际网络、电玩与多媒体、甚至足球场上的超大屏幕或雷射投影……之中。从生产(数字生产、虚拟影像)到行销(跨媒体整合行销)、到消费或重组再消费(影像单位化、数据库化与重拼贴化)，电影都将走出旧世界。”
虽然某些方面并不完同，但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的展望必须不失时机地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与时俱进的理解和界定之上。事态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证实了在大约五六年以前对电影做出的界定：“可以配有声音效果并具有画面性质的活动影像。”进一步的证实还有待于对事态发展的继续观察(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前瞻的眼光)。也就是说，电影不仅必须而且一定会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虽然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一定要把电视剧乃至电视节目也包括到电影之中的地步。眼下虽不急于收编，但是应该想到，将来一定会出现把这两者当成同类产品的不同规格的品种来加以对待的局面。下述统计表述是意味深长的：“1998年美国的第一大出口行业既不是飞机制造业、也不是农业，而是影视和音像出版业，出口总收入达600亿美元；美国视听产业(影视和音像)在国民经济中的排位已有1985年的第11位跃居到第6位；在录像市场上，美国1997年金录像租赁收入就达96亿美元”。从中国电影发展态势的角度来看，从现在开始，预算一部影片的投入和产出，不仅必须考虑到它在影院和“影厅”中的放映情况，而且还需要同时考虑到它在电视中的播放情况(包括排映和点播)，以及光盘、像带的销售情况。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还要建立在确保上述种种考虑的有效性的保障体系的存在之上。既然“在美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电视播映、音像制品和其他副产品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5%左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称这些收入为“后电影市场”开发呢？这些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意吗？在我看来，有了这样电影观念，才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观念对于全方位地同时又是布局合理地发展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可能就不会杞人忧天地发出电影的“生存还是死亡”的无谓天问了。
从这样的观点和角度(即所谓行业混淆confusion或产业重组)来看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2001年12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成立，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特别是它统一考虑中国电影和电视发展战略的眼光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虽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扑朔迷离，其间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和难以把握的机会，但是却让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在这情况下，高度的自觉性和清醒的意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我们能够看到，在为中国电影的发展献计献策和“开药方”的热潮中，“全球化”和“产业化”可以说是两个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语。应对全球化和实现产业化甚至被某些人当成拯救中国电影的前所未有的契机和良方。在这情况下，现代影视技术的革命性的力量以及所必然带来的要求即“产业重组”和观念更新的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尽管计算机、互联网(包括无线、宽带及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几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但是这一新兴媒体技术及产业对传统媒体产业及其观念的(如报刊业、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的冲击才初见端倪。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转变观念，在全球化和产业化的基础之上，认真地面对和贴近中国的现实，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仍然是来得及的。但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及时加以改变。就像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曾经批评某些人“言必称希腊”那样，我们现在也到了对讨论中国电影发展模式“言必称好莱坞”的倾向给以一定质疑的时候了。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点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在少数，但电影产业发展到好莱坞的程度，在全世界可谓绝无仅有。其实，在产业重组的过程中，好莱坞也不是铁板一块。由此可见，好莱坞并不是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电影的普遍道路。更不必说它应当受到批评和抵制(或者说需要检讨的)诸多方面了：“近年来的好莱坞电影越来越贪得无厌地追求视听奇观性，电影题材越来越变本加厉地脱离人们的现实体验和现实生存，无论是故事或是视听造型都越来越缺乏人文意蕴，越来越强调表像刺激，玩弄技术、玩弄奇观的倾向正在将电影带向一条远离真实、远离性情的道路……”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某一文化行业的产业化及其国际化程度，肯定有一个由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诸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历史性进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设想一个正在调动一切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去打造和发展国际化、跨行业的本国电影的“航母”，无异于天方夜谭。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情况可能反而更加清楚，而且更加具有启示意义：影院电影业大幅度滑坡、重振乏力，在这方面，即使实现了中国电影的所谓“产业化转型”，似乎也看不到与好莱坞电影打拼的乐观前景，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倒是产业化程度不如电影的电视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未现明显减弱的趋势；电子图书和数字图书馆虽在大力建设、不断发展，目前还看不到印刷图书业迅速萎缩的迹象(尽管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同过去相比)。与此同时，电影在其各种制作方式、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特别是后两个方面)的比例分配方面正在进行着的正是可能造成剧烈变动、重组的积累和酝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系统的终端和网络系统的终端将要合一的传播技术前景，虽然尚需时日，但肯定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对现行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包括运作方式在内的各个方面都造成巨大冲击。数字化进程及其技术保障的进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也就是说，决不能把这些重要的进展看成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事情加以对待。据有关人士透露，到2002年底广电总局已经建设完成国家光缆干线网3.9万公里，省级光缆干线电视网超过11万公里，市级以下光缆传输网超过了30多万公里，可连通2000多个县级网、1000多个企业网、3000多个社区，全国光缆总长超过300万公里，并在东南沿海省份基本上实现了全部联网。据说，广电总局已决定全力推动有线网的商用，目前正在按计划、分步骤进行，并将对有线传输网进行双向改造，推出节目传输、带宽出租、广电在线门户网站、数字电视、电视短信、可视电话、手机电视等业务。
无论形势发展到何种地步，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每一种传统传播的方式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戏剧上演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继续上演(哪怕是在文化政策保护之下)。影院电影只上演了一百年，决不会轻易就死掉。在整个电影的播放系统中“寥若晨星”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影院电影的确会越来越少，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想一想电影的“黄金时代”正是电影的视听质量都不怎么令人满意的时代，就会明白这一点。试图通过保证电影视听效果的高品质来振兴或恢复“影院电影时代”的昔日辉煌(将近年300亿人次的影院观影量)，看来是没有什指望了。或许“厅电影”会越来越多，就像城市里的超市一样星罗棋布。但相当数量的电影拍完之后很快或立即就成为“电视节目”的情况将成为一种常规状况。
特别是，当技术的发展到了能够在电视中(或电影厅的一个终端中)真正点播电影(当然也会包括一切电视节目，在数字化的条件下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下述情况。目前国内的电视剧生产和创作形势仍然未明显减弱其繁荣景象。这种情况表明，对电视剧的观看，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拿吃饭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观赏电视剧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食量的“正餐”。在新的情况下把看电影(不论以何种方式看)当成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中的正餐或主要零食并不是一种奢望。正在拟议中的收费电视频道的启动，电影难道不是被作为这些频道资源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吗？
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态势的这种设想，将会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需要依次解决的既有关于技术方面的，也有关于制度法规方面的，更有理论研究与批评方面的。例如，建立不同级别的节目源站点，进行各种节目的大规模的收集、分类、整理和数字化。其中包括传输方面的建设，目的是便于检索、搜索和点播。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收费定量(实际上是计费)问题、电影界定的再确认及科学分类问题都会顺理成章地提出来。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健康发展的电影、电视法律法规体系也会成为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反对收费的观点将会被证明是非常短视的，而采用收费就一定要研究科学的计费办法。
按照设想，今后的电影(特别是电影在被数字化以后)可能会被分成三个大的类别，叙事片算一大类，资料片算一大类，还有一类就是论述片。把documentary由原来的纪录片改译成资料片，翻译成文献片也无妨，只是一定不要翻再译成纪录片了。认为，不管是谁，把documentary译成纪录片，都是一个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的历史性错误(哪怕是有历史原因的)。误译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造成如此严重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在新的理解之下，电视剧和电视节目都只不过是电影的一种形态或一种类型而已。
电视剧和电影一样，作品的形态和特征都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现存条件密切相关。虽然这一观念已基本上被国内外的学术界所认同，但真要具体地指出一部作品的哪些特点与政治相关，哪些特点与经济相关，哪些特点与文化相关，哪些特点与技术相关，又并非易事。甚至应该说是一个难度较高的问题。因为，这些特点并不是现成地或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等待着我们去挑拣和拾取。所以，这种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相当缺乏的。我们知道，与理论相比，批评更侧重于对具体作品的特征描述、技巧分析和价值评估。但是，在准确的描述、分析和恰当的评估中，离开了对产生特征、技巧和价值的那些条件的关注和考虑，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们在观看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我们对片中人物的表现已经失去了耐心，但是我们仍然在关心着她或他的命运，是否继续观看，需要我们在“失去耐心”和“关心命运”这两者之间进行一定的权衡。当前者超过了后者，就是放弃继续观赏，当后者超过了前者，就是继续观赏。但来浏览技术的条件下，这种权衡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观众可随意地放弃中间阶段的观赏，而只是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或有关的段落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艺术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它过去曾经有过但已几乎丧失殆尽的尊严。黑格尔等人关于艺术的并不乐观的设想也将变得根据不足了。影视作品的数字化保存技术，及在大范围内可以流通和检索的技术(包括作品的语言的语种可随意选择)，将有可能使得人们对于“艺匠”作品的需求几乎降至最低。相反，对于真正艺术作品的需求会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理论的贬值也将成为过去，恢复其崇高的威望。电影教育在整个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也将会获得其应有的位置。电影这种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形态，作为二十世纪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应该在全民教育中获得应有的和合理的位置。从而确保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影视文化是其主体)在全民教育的内容配置方面，保持一种均衡的发展态势和合理的格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电影教育才刚刚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让电影成为“教科书”，既不是对中国电影的诅咒，也不是中国电影人的梦魇。而发展中国电影教育的双重后果必然是，为中国电影培育出一大批高质量、高品位电影需求者，进而为中国电影培养出一代新的创作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㈦ 世界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世界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可以说起不到什么影响，也就是一个
补充作用。
㈧ 如何看待中国影视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中国电影情节常被外国观众抱怨看不懂。
美国加州港湾电影公司制片人杰瑞·弗士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很多接触过中国电影的人抱怨说，中国电影剧情过于复杂，历史片根本看不懂，现代片也很难理解错综的人际关系和时代背景。此外，美国人一般不太爱看带字幕的外国电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电影走进主流院线。
不会用国际语境讲故事。虽然很多国人对好莱坞动不动拯救地球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不以为然，但这类故事的确能引发国际共鸣。张万民说：“美国人摸准全球市场脉搏的功力把中国同行甩出几条街。”他认为，美国掌控着世界电影话语权，印度是全球电影产量第一大国，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电影消费市场。原因之一是很多中国电影人追逐票房收益远远胜过打造国际影响力的决心。
㈨ 中国电影与国外电影区别的原因
对于美国电影和中国电影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小编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体系
好莱坞拥有着一套工业化流程的标准电影拍摄方法。不管是什么电影，都是进行标准化创作的。因此，虽然好莱坞也有烂片，但下限比较高。我国电影这方面还不过完善，分工不明确，导致烂片横生，下限太低。
㈩ 中国电视剧走向世界存在哪些问题
6月13日下午，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电视论坛场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主题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周继红、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鸿亮、柠萌影业总裁苏晓、华策影视集团副总裁傅斌星、上海着名编剧王丽萍等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电视剧走向世界这一课题。
2017年中国生产电视剧数量13470集，动画片14万分钟，电影798部，丰富的影视内容，为国际市场注入了活力。2017年全国影视内容产品出口总额超过4亿美元，国产电视剧出口额超过了8500万美元。随着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市场也从东南亚市场扩大到中东、非洲、欧美地区。许多国家的电视台和新媒体平台纷纷和中国电视剧合作，希望通过中国电视剧能让世界人民更了解中国。关照中国现实生活、反映中国人民喜怒哀乐的中国故事，正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不仅符合当前影视产业全球化发展和世界多元文化繁荣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影视参与国际竞争、树立国际视野、不断提高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要求。
优势在哪里
华策影视集团在做海外发行方面有10多年的经验，傅斌星提到，前几年，他们有一部小体量的网剧在北美的OTT平台一周内点击率超过很多韩剧，“有一个数据让我们很惊讶，70%以上观看这部剧的用户是非亚裔用户，我们访问了用户群为什么喜欢看这部剧？很多观众表示东方式的纯爱的表达方式特别吸引他们。在欧美剧中，恋爱的节奏和方式都是非常迅速直接的，我们东方式纯爱的表达方式，让他们觉得新鲜。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中国的制片人和创作人，有的时候最本土的文化内容，会得到世界观众的喜爱。”但是，要如何将中国电视剧推向世界，不止是传统文化内容上的坚持，也要在题材上不断创新，尤其在表现方式和制作水平上与国际接轨。各位嘉宾讲到，近几年，各种制作精良的都市剧、刑侦推理剧也越来越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
柠萌影业总裁苏晓则提到文化背景差异，“每个国家对电视剧的喜好、需求不一样，要让中国电视剧走向世界，就需要投入人力，研究不同的区域市场，有针对性地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慢慢寻找共鸣点。也要琢磨什么题材什么故事在什么国家和地区受欢迎？” 他提到，之所以这两年中国的剧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欢迎，关键还是在情感认同上，“一个是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同步，老百姓也会更有共同语言，大家关心的柴米油盐也好、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养老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是比较相似的。另外是东方价值观的认同感，大家对家庭的观念、对孩子教育观念都有共鸣。包括在审美的趣味上也能够找到共同点。”
苏晓表示，作为影视创作者，在让中国电视剧走向世界上，不仅要考虑收益，更要考虑作为创作者的社会责任。“从公司老总角度来说，作品走出去这件事，不要急着赚钱，作品走到海外，尤其要在海外主流平台和收视人群里形成影响力，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培养。”他指出，韩国在这方面，也花了漫长的时间培养市场和观众，而我们也需要付出更多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