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兵临城下》中苏德狙击手的较量是真实的吗
1 二战中苏、德第一狙击手之间4天的猎杀较量 “我们遇上了一位非同一般的德军狙击手；我断定敌人就藏在那块废铁板下；我立即瞄准他的头部扣动了扳机。他向后倒了下去……” 2001年，由英国曼德雷公司制作、美国派拉蒙公司发行、耗资8000万美元的影片《决战中的较量》(又译《兵临城下》)在当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一炮打响，随即在全球热映、票房成绩骄人，并掀起了一股“二战片热潮”。该片情节的主线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神枪手瓦西里与号称“德军第一狙击手”的柯尼格少校之间进行的一场殊死较量。然而，关于影片中这场苏德第一狙击手之间的对决却引发了几点疑问。 疑问一：原型是否真实存在 影片中的瓦西里确有其人，其原型就是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瓦西里·扎伊采夫(VassilyZaitsev)。扎伊采夫出生在乌拉尔山区，从小就跟随祖父学习狩猎技巧，练就了一套超群的枪法。不过，要想成为一名狙击手光靠枪法准是远远不够的。合格的狙击手必须拥有超凡的勇气、毅力、耐心、镇静、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快捷的反应，时刻准备完成艰巨的使命。 扎伊采夫不仅具备所有这些条件，而且还拥有十分高超的隐蔽技巧。他有时伪装成布满苔藓的石块，有时躲进捆扎起来的谷堆，有时藏身于一截烟囱之中。因此，不光德军士兵，甚至连他的战友有时候都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1942年9月，已经开始了1个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苏德双方对斯大林格勒市内的每寸土地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扎伊采夫就在此时被编入了苏联红军第284步兵师，隶属于由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62集团军。10月，扎伊采夫所在的班奉命消灭一个德军炮兵观察哨所的观察员，德军炮火在他们的指引下对苏军防御工事和火力点构成了巨大威胁。经过艰苦的潜伏与漫长的等待，扎伊采夫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扎伊采夫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引起了所在团指挥官梅捷廖夫中校的注意。他亲自授予扎伊采夫一支带瞄准镜的莫辛—纳干狙击步枪，并要求他负责训练枪法好的士兵组成狙击小组，专门猎杀德军军官、炮兵观察员以及所有零星出没的德军士兵。此后，扎伊采夫越战越勇，曾在10天内接连射杀40名德军。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取得了击毙149名德军的战绩。至二战结束时，他总共消灭了400名德军。苏军政宣部门将扎伊采夫的事迹广为宣扬，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民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信念。 相比之下，影片中的柯尼格少校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却令人充满疑惑。首先，苏军政宣部门曾先后使用过两个名字来称呼被扎伊采夫击毙的所谓“德军第一狙击手”。出现得比较多的是欧文·柯尼格(ErwinKonig)少校，但在部分资料上又将其称作海因茨·托瓦尔德(HeinzThorvald)少校。这到底是两个根本不相关的人，还是同一个人而其中一个名字有误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名字都是当时极为普通的德国人名，会不会是随意编造出来的呢？ 其次，根据苏军的资料记载，他们最早是在对一名德军战俘进行审讯时，从其口中知晓德军派遣了措森(Zossen)德军狙击手学校最高教官柯尼格少校到斯大林格勒前线来对付扎伊采夫的。所有这些都是苏军的一面之词，实际上寻遍德军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参战部队的记录，都无法找到欧文·柯尼格少校或者海因茨·托瓦尔德少校这两个名字。 最后，根据扎伊采夫自己的战斗日记显示，他在击毙敌方狙击手后，通常会检查尸体并取走其使用的武器。但是在其战斗日记中从未提到过柯尼格少校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过击毙德军少校军衔狙击手的记录。 疑问二：较量过程究竟怎样 军事作家艾德里安·吉尔伯特(AdrianGilbert)在其所着的《狙击手》一书中披露了大量瓦西里·扎伊采夫在战后的回忆。其中，扎伊采夫对自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与一位德军一流狙击手进行的战斗是这样叙述的： “……那一回，我和朱里科夫搭档，莫洛佐夫(Morozov)和舍伊金(Sheykin)搭档，我们两个狙击小组奉命到红十月兵工厂附近执行任务。短短两天之内，莫洛佐夫牺牲、舍伊金身负重伤，他们俩都身经百战，曾经干掉过不少德军狙击手。但这一回，他们连敌人在哪里都没发现就被击中了。我立刻意识到我们遇上了一位非同一般的德军狙击手。 2 二战中苏、德第一狙击手之间4天的猎杀较量 我和朱里科夫花了大半天时间一动不动地趴在伏击地点，细细地查看周围的环境，试图找出敌人身在何处。从先前莫洛佐夫和舍伊金中弹的情况分析，敌人应该在我们的正前方。我反复观察前面的情况：左边是一辆被击毁的坦克，很难隐蔽；右边是个碉堡，但枪眼已经被堵住了。在它们当中有一大块废铁板和一堆碎砖块，敌人会藏在这里吗？如果换了是我，一定会选择这里。但那块废铁板已经在那里整整两天了，难道敌人不用更换伏击地点？还是我的判断有误？为了试探一下，我用木棍撑住手套伸了出去，手套当即被一枪射穿。从弹孔上可以看出射击位置就在对面，我由此断定敌人就藏在那块废铁板下。 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敌人引出来。由于自己的位置已经暴露，我耐心地等待天黑后进行转移。在此期间，我仔细琢磨着对手：他的伪装相当出色，枪法也异常地准，最与众不同的是他居然能在同一个伏击地点待上这么长时间。直到夜里，我才和朱里科夫悄悄地转移到另一处伏击地点。天亮后，整个上午我们纹丝未动。因为在阳光直射下，狙击步枪瞄准镜的反光会暴露我们的位置。等到午后，我们终于处于阴影之中，阳光直射到了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在废铁板的边缘，我们隐约看到一道反光，好像是对方狙击步枪的瞄准镜。 就在此时，朱里科夫以十分老到的方法来引诱敌人：他把自己的钢盔缓缓举起，速度不快不慢，就像探出头一样。敌人迅即开枪射中了钢盔，在钢盔落地的同时，朱里科夫配合发出了一声惨叫。敌人终于上当了，他以为干掉了对手，于是从废铁板下露出了半个头想看看自己的战果。这正是4天来我期待已久的一刻，我立即瞄准他的头部扣动了扳机，他向后倒了下去……” 疑问三:对决是否真实存在 从宏观方面讲，早在一战时德军就曾成功地运用狙击手在阵地战中消灭了大量协约国士兵。纳粹疯狂扩军时，德军尤其是武装党卫军中就编入了一定数量的狙击手，只是二战初期“闪电战”的迅速胜利使得德军狙击手们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在斯大林格勒前线遭遇到苏联红军的大规模狙击战后，德军才开始组织自己的狙击手实施反狙击战，以恢复前线德军部队的士气。为此，德军特意从其他战线和后方调集了一批优秀的狙击手，专门负责猎杀像扎伊采夫这样的苏军狙击手。而且，苏军和德军都有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双方狙击手之间进行战斗的记录。 微观方面，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扎伊采夫的确消灭过不少德军狙击手。其中一些拥有高超的隐蔽技巧和精准的枪法，扎伊采夫曾经同他们进行过苦战。根据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扎伊采夫的搭档尼古拉·朱里科夫(NikolaiZulikov)的回忆，他们俩曾经遇到过一名相当难对付的德军狙击手，并与其进行过一场持续4天的战斗。 根据这两方面情况可以推断：影片中瓦西里与柯尼格少校之间的对决在现实中的确存在，它就是扎伊采夫与一名德军高水准狙击手之间的较量。
② 一个八旬老人当狙击手的俄罗斯电影是什么
老人他在当狙击手，他的俄罗斯电影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电影了，比你这个电影还是非常满意。
③ 俄罗斯花滑名将是谁
俄罗斯花滑名将是莫洛佐夫等人。
莫洛佐夫是俄罗斯花样滑冰运动员。塔拉索娃与莫洛佐夫自2014到15赛季起正式在成年组赛场亮相，一直以稳定的表现和扎实的俄式双人技术着称。北京时间2017年12月24日凌晨，塔拉索娃和莫洛佐夫获得2017到2018赛季全俄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滑冠军。
莫洛佐夫是2002年5月18日出生于俄罗斯联邦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伊热夫斯克市，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单冠军、团体赛亚军，2018年米兰世锦赛第五名，2018年欧洲锦标赛冠军，2017-2018赛季大奖赛中国站、法国站和总决赛冠军。
来自其他地方的花滑名将
美国华裔选手关颖珊是蜚声海内外的着名女子花样滑冰运动员。1996年关颖珊在15岁时就夺得了第一个全美冠军和世界冠军，此前她还是1994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关颖珊夺得了5次世界冠军、9次全美冠军、一次奥运亚军和一次奥运第三名。
俄罗斯一直是花样滑冰的传统强国，最近一两年的男子单人滑世界冠军几乎被两位俄罗斯小伙子全部包揽，其中19岁的普鲁申科更是在2001年独步冰坛，共夺得包括世锦赛在内的7个世界冠军头衔，彻底击败了有伤在身的另一位俄罗斯名将亚古金，坐上了男子单人滑的头把交椅。
④ 莫洛佐夫的介绍
莫洛佐夫，出生于1990年10月8日。俄罗斯足球运动员，前卫、中锋。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过诸多大赛。
⑤ 苏联儿童怎样用智慧与纳粹斗争
第一堂课：诱导
对很多苏联孩子来说，第一堂课学习俄文字母，并不是从“a”开始学起，而是从“S”开始学起，因为它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第一堂课对孩子来说尤为重要，它意味着在孩子头脑中留下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苏联的儿童教育者对此心知肚明。要把伟大领袖的形象深深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中，就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就像一首苏联颂歌中所高唱的那样：“当我的孩子开始呀呀学语的那一刻，他喊出的必定是那个响亮的名字：斯大林同志!”〖文革前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第一课是“开学了”三个字；文革中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
第一步诱导往往就以这种第一印象的方式来完成。它的目的在于先入为主地将一些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譬如政党和领袖的名字根植在孩子的头脑之中，让其无法忘却。这就构成了洗脑的第一步原材料。但此时，孩子们只是知道领袖和政党的存在，并且感受到它的无所不在，却难以对其产生具体的印象，所以第二步，是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通过种种手段强化儿童对这种印象的认识。
最初的诱导往往是毫无恶意的，甚至是令人身心愉快的，孩子们会聆听到一系列关于领袖的个人美德、对孩子的爱护以及国家如何为孩子们创造美好条件的例证。在一本名为《苏联少先队夏令营》的书里，作者告诉教师和指导员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列宁、斯大林卓越的一生和事业的范例来教育少先队员和小学生们”。
为了达到目的，这种教育手段也应当根据儿童的心理循序渐进。小学三年级(九到十岁)的孩子认识列宁、斯大林的生平和事业，主要根据课本上的内容;四年级则要学习苏联的历史教程，“使他们能够结合历史的事件更充分地来认识伟大领袖的生平和事业”。到七年级才开始学习苏联宪法。〖至少还有“宪法”课！〗这一切都是根据“儿童们所累积起来的知识水平安排自己的工作”。
诱导的过程可以通过很多手段，但倘使这种意识形态仅仅是通过讲述被灌输进儿童的头脑，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容易使儿童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最佳的方式是诱使儿童相信这一意识是由他自己发现的。因此，座谈会和讨论会就成为诱导的必要步骤。一场成功的座谈会的形式看起来是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充满了愉悦的气氛，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这些观点早已被限定在一个严格的框架内。因为这些座谈会的题目都是被精心设计的，比如“列宁是怎样学习的?”“斯大林是如何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童年的?”“斯大林是如何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
主题既然已经被限定，那么参加讨论的孩子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是证明它是如何的“正确”。老师会鼓励孩子寻找“正确”的例证，而对那些异见不同的观点却会加以打压和批评。在赞扬和批评之间，学生肯定会选择赞扬，他们会在这一过程中学会如何揣摩上级的意旨，并且做出符合这一意旨的回答，最初的服从，也就由之形成了。
尽管服从乃是培养孩子的目标之一，但仅仅是“为服从而服从”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孩子们必须要知道服从的对象是绝对光荣、伟大、正确的，才可以断绝自己内心中怀疑的一面，由服从上升为自愿的献身。
“利用伟大领袖的生平和事业的范例告诉少先队员，必须在自己身上培养出那一些必要的品质，怎样才能无愧于少年列宁信徒的称号”。恰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必要的品质”，也就是美德，同样也存在于教育手册中，无论是纳粹党少年团的手册，亦或是苏联少先队的规章，如果单是翻看内容，很难不让人相信这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所必要具备的品质，正直、忠诚、勇敢、无私。这些形容美德的词语在教育中几乎俯拾皆是。但实际上，这些词语尽管还保留着字面，但内容却被巧妙地改造了。正直意味着为了更高的真理可以出卖自己的亲友，或者叫做大义灭亲，这是党所宣扬的社会责任感;忠诚意味着对领袖毫无保留的热爱和对上级的无条件的服从;而勇敢则是那个时代口号一样：“时刻准备着!”随时为党所提出的号召献身。
美德被扭曲成意识形态的装饰品，仅仅保留着它的词语，即使是善恶也从一开始就被划分为简单的二元对立。社会群里被简单地划分为斗争中的“好人”和“坏人”。在纳粹德国，好坏是按种族划分的，在纳粹德国一本普遍发行的儿童读物《毒蘑菇》中如此写道：“有好蘑菇，有毒蘑菇。有好人，也有坏人。犹太人就是坏人。”在苏联，好坏则是根据阶级来划分的，宣传品告诉孩子们，“暗藏的敌人”时刻存在，资产阶级、富农、沙皇的支持者、西方敌对势力……这份长长的名单使孩子们相信，完成美德之一的方式就是揪出、驱逐甚至杀死这些“坏人”。
在纳粹德国，少年团的孩子会在篝火晚会上焚烧犹太人的模拟像，或者干脆加入到冲锋队打砸抢犹太商铺的行列之中，为“纯洁种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而在苏联，玩儿“内战”和“征收粮食”的游戏是一种时尚，孩子们在游戏中会为争当布尔什维克：“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有人愿意当白军和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
但这些美德中，最重要的是“无私”，这一词语出现得如此之广，以至于被升华为最高的美德，像是勇敢、忠诚、正直都可以被统一在这一美德之下。因为它代表了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消灭自我，将个人全身心地融入到集体之中。诚如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所写的那样：“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或者像是纳粹少年团的口号：“毫不为己，一切为了德国。”
这一意识形态之下，拥有自我，或者说是私心乃是最大的罪恶之一，一切恶都是从中生发出来。一个无法融入集体的人是可耻的。只有追随大多数人的行为才是正确的。集体制造了一种平等的幻象，让孩子们相信，只要加入集体，一切差别都被消灭了：“他们穿着同样褐色衬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有人去问。他们看上去完全一样，就好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有产者的儿童，无产者的儿童，从前资产阶级、企业家的儿童，农民的儿童，等等，但外表上看起来大家都是一致的。”
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在1937年的演讲中对这些站在他面前举臂敬礼的孩子们说：“就像你们今天站在我面前一样，几百年后，年轻一代也将站在未来的元首面前，表达他们对德国——我们通过斗争而获得的德国的信仰。”
集体的仪式、合唱、游行等等集体活动，将个人完全融入到集体的海洋之中。个体在这个庞大的海洋里是渺小的。他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加入到歌颂领袖的伟大合唱之中，为这个政权贡献自己的美德、信仰，甚至是生命。从作为一个个体的孩子，到一个集体中的人，诱导的过程就这样循序渐进地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看起来每个步骤都显得光荣正确，完全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进行的，但潜伏其下的，也有其晦暗的一面，那就是孩子们需要学习的第二堂课：恐惧。
第二堂课：恐惧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个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恐惧与诱导之间的区别是，后者告诉孩子什么是应该做的，而前者则告诉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比起诱导，恐惧实际上能在孩子的头脑中产生更大的影响，让他们去自觉规避某些事物，从小在头脑中筑起一道禁忌的堤坝。
在纳粹德国，低劣种族即是禁忌之一，对元首的不敬同样是一项大忌，任何怀疑帝国意识形态的行为都是禁忌;在苏联，“坏”阶级，任何损害伟大领袖名誉的行为，对党的非议等等，每个孩子都知道触碰这些行为的下场将会如何。那是最严厉的惩罚在等待着他们。
其中一个(最低)惩罚就是被孤立，逐出集体。在一个政权掌控了所有社会资源的国家里，只有加入集体，才会拥有生活的可能。因此，逐出集体就成为了对孩子来说最严重的惩罚。他会受到同学的轻视、朋友的孤立，谁也不再理睬他，谁也不会再帮助他，轻视和冷漠使他被开除出整个社会之外，无从立足。一个叫格尔特-埃克哈特·洛伦茨的人回忆自己在波茨坦国家政治教养院的上学生涯说：“落后者的名字会在饭前点名时被公开点名，不服从的人要遭到公开谴责。谁要不是‘战友’，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就要遭到排斥。”班上的同学会故意不和这样的人说话，完全不理睬他，以作为惩罚。在苏联，除了遭到谴责和隔离之外，这些沾染了禁忌的孩子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下场：“被消失”。这种消失有时是不明显的，只是在第二天上课时，教室里又多了一张空课桌，而老师不会告诉同学们他们昔日的同桌为什么没有来上学。学生们当然也心知肚明的不会去问这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以免他们会成为下一个。有时，这种“消失”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尤金·叶尔钦在《打断斯大林的鼻子》里讲述了这种被迫视而不见的恐惧。国安局的秘密警察就在教室门口徘徊，学生们甚至可以听到皮靴踱步的声音，然后一个学生被叫出来，这是老师最后一次呼唤他的名字。接着，老师熟练地命令学生们用一支笔，把班级合影上那个同学的脸涂黑。
禁忌是如此地让人恐惧，所以一旦自己沾染上这些禁忌，唯一的方法就只有通过更严格的考验来洗脱自己的罪行。苏联的“少年英雄”巴甫列克·莫洛佐夫是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官方的文宣材料，他的父亲属于一个“坏阶级”富农，而他向警察检举了他父亲，也因此被“富农反革命”一家杀害。苏联的文宣机器很快将莫洛佐夫塑造成大义灭亲、正直忠诚的道德模范。高尔基呼吁为他修建一座纪念碑：“血亲可能是你的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
在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心里，莫洛佐夫都是完美的少年英雄。他不仅仅提供了苏联式美德的典范，更给予那些生活在禁忌惶恐中的孩子们自我救赎的可能。一场学习莫洛佐夫的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一位叫亚历克山德的少年揭发了他父亲，并且请求逮捕他的父亲。而另一个来自克列缅丘格附近的16岁犹太男孩，则在自己父亲的坚持下，给当地的报纸写信，公开声明脱离自己的家庭：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恐惧就通过这种方式转化为一种新的诱导。为了符合美德的标准、融入集体而牺牲家人的行为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这也是为何意识形态在撕裂这些孩子的家庭同时，也赢得了他们更为坚定的忠诚。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毁灭个人情感的方式，在这个政权下达到了“新生”。他们因此洗脱了罪名，并且获得了政权的宽恕，被重新接纳到集体之中。而他回到集体后所享有的“正常人”的待遇，则进一步让他深信自己检举揭发父亲亲友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也因此经受了比一般孩子更严酷的考验。
为了保住自己牺牲巨大所得来的“荣誉”，这些人往往会更加成为这一制度的捍卫者。一位叫奇拉·柯尼燕科娃的女士，在斯大林死后三十年里仍然自称“斯大林的爱人”，但她的两个叔叔都因为“怠工”的罪名被抓进劳改营，但这却使她更深地挚爱斯大林——这位“赏罚分明的公正的伟大领袖”。这看似无解，但却合情合理。她为了融入这一体制付出的牺牲太大，以至于否定它，她所作出的全部牺牲就毫无意义，也就彻底否定了她自己。因此，她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里——时刻准备着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伟大时代。
毕业：长不大的“新人”
“我们必须教育出一种新人，从而使我们的人民不会因时代的衰退而灭亡。”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造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
元首的意旨和伟大领袖的口号交相辉映。他们都渴求将孩子塑造成符合他们意志的完美“新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通过诱导与恐惧的双重手段，一个懵懂的孩童是完全可以被培养成合格的“新人”的。无论是出于对荣誉感的热望，还是出于对禁忌的恐惧，他们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且让自己相信意识形态下的宣传是合情合理的。毕竟，融入集体，将自己奉献给这个制度，是他们唯一可以有的选择。
但当他们长大，进入成人社会后，却发现一切都与他们所受过的教育全然不同。这个国家并不是处处美好，等级森严，官僚严重，缺乏活力并且死气沉沉，还有萦绕四周的恐惧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们自己也可能成为被告密的对象，也会因为一语有失而进集中营。但问题在于，尽管他们可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现了虚伪的一面，但他们的大脑早已在童年时代被灌注了意识形态。他们习惯于那种话语，习惯于那种表述方式，更习惯了那种思维——这些意识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只能按照这种模式来为人处世。这也是他们与社会互动的唯一方式。当他们遇到难以解释的困境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回归到领袖和元首那里，回归到他们所习惯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求公正。
⑥ 谢夫上是哪个国家的
谢洛夫（1865-1911），俄罗斯杰出的肖像画家。代表作品有《高尔基像》《持桃子的小姑娘》《阳光照耀下的少女》等。
中文名
谢洛夫
国 籍
俄罗斯
出生日期
1865年
逝世日期
1911年
代表作品
《高尔基像》《持桃子的小姑娘》《阳光照耀下的少女》等
人物简介
谢洛夫 (1865-1911年)谢洛夫出生于19世纪后期着名作曲家和音乐批评家谢洛夫之家，自幼爱好绘画，9岁时就师从于大画家列宾，年轻时又在皇家美术学院受到严格的绘画基础训练，为他成长奠定了基础。谢洛夫的创作题材多样，肖像画、历史画、风俗画、风景画、插图和舞台美术无所不能，但他最出色的是肖像画。谢洛夫的绘画创作活动，始于巡回展览画派极盛时期的80年代，列宾的艺术思想和绘画技巧给予他决定性的影响。谢洛夫创作的后期，恰逢1905年之后画坛各种现代美术流派崛起，艺术界的创作现实也影响着谢洛夫，他曾尝试过某些新的表现手法，在艺术形式上作过大胆的探索。但是他对艺术的真诚和执着，以及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热爱，最终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绘画特征，对后来苏联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莫洛佐夫像》谢洛夫
谢洛夫也译为塞洛夫。全名是瓦伦丁1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曾为列宾的学生，后又受契斯恰柯夫的教导，为巡回展画派的成员之一。他悉心研究西欧绘画，探索新的形式，一生作了大量的肖像画。画风明快冼练，善于刻画人物性格。[1]
《尤索布夫王子像》谢洛夫
1874年， 画家列宾正在巴黎旅行，一位忧伤的俄国妇女把她9岁的孩子托付给列宾。她是侨居巴黎的俄国音乐家亚力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赛洛夫的遗孀，音乐家3年前去逝的时候，他们的儿子瓦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赛洛夫才6岁。虽然生长在这样一个音乐的环境里，但幼年的瓦伦丁似乎更喜欢绘画，他常常独自在小房间里用颜料涂画着人物和花朵。于是母亲带着他到国外去旅行，让他参观古代大师的珍品。1874年的冬天，从慕尼黑来到巴黎。这时，9岁的瓦伦丁性格似乎更加孤癖，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他连俄语也讲不好，苍白的脸色、瘦弱的身体，只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表现出蕴藏在这孩子心灵中的智慧和感情。列宾收下了这个学生，让他在画室的一角画一组简单的静物，而自。己，则沉迷于《萨德阔》一面的创作。从这时开始，赛洛夫成为列宾的学生，回国后又跟随列宾到顿河流域去画扎波罗什人的速写p他在大师的言行举止中体会到艺术探索的艰辛，他年轻的心灵中种下了献身艺术的种子。1881年，列宾决定送赛洛夫人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学习。虽然这里的气氛是僵死和陈腐的，但着名的美术教育家巴维尔·彼得洛维奇·契斯恰科夫以他严格的科学体系，培养了整整一代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家，没有这样严格的训练，成为一个伟大匠师便只能是空想。契斯恰科夫体系，犹如这具陈腐机体中的新芽，给俄罗斯美术带来生机。赛洛夫进入素描教室的遭遇并不顺心。他以为在列宾的身边已经学到不少东西，对契斯恰科夫布置的初级课题不以为然。契斯恰科夫把一张废纸捏成一团，随手扔在地板上，然后命令赛洛夫去画这个废纸团的素描。这使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万分窘迫，以致画出的素描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严厉地教训赛洛夫：在艺术的王国里，没有，也绝不会有什么容易做到的事。一切都是困难的，但也是重要的、有趣的，艺术家终生都被它吸引着。就这样，赛洛夫在跟随列宾学习6年之后，又在美术学院学习了5年，使他成为熟练而且成熟的画家。1888年，他的《少女与桃子》以具有印象派的外光色彩而在莫斯科的展览会上一举成名。画中穿粉红色上衣的少女，是马蒙托夫家族的一位小姐。这个家族当时正从事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是俄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天之骄子。因而，有许多进步的艺术家，像丹钦科、瓦斯涅佐夫、科罗文等，都聚集在他的周围，赛洛夫在这个圈子里为不少着名人物画过精采的肖像。处于1905 年革命风暴到来之前的残酷时代，赛洛夫没有从事主题性的巨幅创作，而把精力主要放在肖像画领域。他为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李姆斯基一科萨柯夫等进步艺术家画过肖像；也留下了诸如教会检察长巴别达诺斯切夫、·金钱大王格尔叶马、国家杜马主席穆拉姆采夫、工业巨头马拉卓夫……等等俄国革命前整整一代“当代英雄”们的肖像。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生动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