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军的学术论文
1、《第二章 中国电影产业制片业研究》，发表于《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 2、《第七章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发表于《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
3、《儿童电影分类管理政策的框架分析》，发表于《中国儿童电影的现状与发展》，67-8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
4、《世界电影的国际化合作现状及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化政策分析》，发表于《中国电影新百年：合作与发展》，162-18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获得第十四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5、《现状与走向：中国高校的DV大潮》，发表于《北京影视传媒精品论文集》，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7-217页，2005年。
6、《电影奇幻消费：<指环王3>的跨文化观众接受效果研究》，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年第三期。
7、《中国DV发展现状与管理对策研究》调研报告缩写版，发表于《2005中国电影年鉴》，394-406页；转载于《2006中国纪录片年鉴》。被评为国家广电总局高校教学科研成果文科论文类一等奖、中国高校影视教育学会（国家一级学会）第三届学会奖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
8、《管论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战略及实现措施》，发表于《影视产业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61-7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
9、《从电影到电视，再到新媒体：试论影像媒体语言的流变》，发表于《广播电视与教育》2003年第二期。
10、《刍论中国电视剧节目供应市场研究的理论建模》，发表于《中国传播论坛 2002： 中国电视剧传播》，194-201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数字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在数媒时代的机会》，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
12、《唱响时代的主旋律--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电影发展战略思考》，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增刊。
13、《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如何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增刊。
14、《以色列电影的侧面》，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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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如何？
韩国的电影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末，韩国最初的剧场建于1903年。1920年代和1930年代虽然制作了很多优秀的无声电影，但到光复之前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韩国电影的导演们受到了日本当局的严格检阅。
光复之后，开放和检阅也仍就反复进行。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时的政治、社会比较开放，于是制作了相当多的好电影，这些电影中还包括历史上最优秀的几部电影。不过，在1973年实施维新宪法之后，加强了政治、社会统制，紧接着韩国的电影产业也陷入了最恶劣的停滞期。进入1980年代，检阅逐渐缓和，韩国电影的水平也得以提高。但可惜的是，这个时期正是好莱坞电影和香港电影的开放时期，结果韩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就急剧下降。
在1990年代，韩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文艺复兴时代。虽然国产电影配额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电影产业的作用，但培育出像朴赞郁、奉俊昊、金基德导演等优秀的电影界人才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韩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也开始得到了认可，2004 年朴赞郁导演的老男人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就是其中一例。世界在关注韩国电影，连好莱坞电影界也为翻拍韩国电影而开始抢着购买版权。
举世瞩目的韩国电影相当多，从1993年到现在上映的优秀电影如下：
西便制（1993）： 西便制乃巨匠林权泽导演的作品，到现在为止，是最受国内外评论家好评的电影之一。该电影讲述了板索里说唱者家族的旅程，引发对韩国传统文化全新关心。
江原道之力（1998）：江原道之力是洪尚秀导演的作品，该作品是受到好评的第二部作品，它讲述了抱着失败爱情后遗症的主人公一生的故事，最为显眼的是以纪实性描写的方式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朴素关系。
生死谍变（1999）：生死谍变讲述了镇压潜入韩国的朝鲜军特种部队成员的内容。生死谍变（姜帝圭导演的作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电影名称为“Swiri”）是韩国最首部动作大片，按上映当时判断，生死谍变的制作费用是非常庞大的。
处女心经（2000）：洪尚秀导演如江原道之力一样，再次展现了坦率描写的技巧，在这部搞笑片中也使用相同的方式描绘了人际关系。 2004年戛纳电影节的“可受关注的视线(Un Certain Regard)”部门上映的处女心经描绘了制片人与画廊主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这部电影是使女演员李恩宙一跃成名的初期作品。
韩国电影产业现状分析 ––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李庸观先生讲座小记
5月22日下午，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李庸观先生应电影电视系主任路海波老师之约，在我院东角楼角一教就“韩国电影产业的危机诊断及对策方案”方面的内容与电影电视系教师及2004级学生进行了友好的交流。
李庸观先生是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及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韩国中央大学艺术学院电影系主任教授，韩国着名的电影评论家和韩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理事，他曾经荣获首尔文化艺术评论家奖，对韩国电影的产业政策、现状及电影形态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而此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此相关的问题。
李庸观先生以大家所看到的韩国电影数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开场，运用详尽的事实和数据说明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及蕴藏的危机，并在最后提出了主要对策方案。他首先给大家分析了近年来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从影片的上映数量、观众数及本土票房的占有量等数据的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呈增长状态的趋势，但是李先生从投资回报率、出口数及制作经费等方面作了更进一步的讲解和分析，让同学们更深一步了解了韩国电影产业存在的危机。接着，李先生提到，改善电影产业的不同流通阶段的构造性问题从而形成再投资构造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又谈到了韩国电影产业的构造性问题。李庸观先生对“关于制作资本和剧场资本分离”以及“关于文化电影（艺术·独立电影）配额制”两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使同学们对于构造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之后，李庸观先生提出，既然发现了韩国电影产业所存在的危机，那就有机会在更恶化之前找出相应的对策以化解危机，即“危机就是一个机会”。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有效的对策：一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回报率来打造韩国电影的安全制作环境；二是从投资––制作––发行––上映各阶段引导电影产业的构造合理化；三是进一步进行附加市场的开发以扩大电影市场规模并筹备持续成长基盘。李先生还对这三方面的建议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使同学们更容易理解三个对策将对韩国电影产业所产生的影响。
讲座的最后，很多老师和同学就釜山国际电影对于年轻创作者的一些计划以及中国电影、电视剧在韩国的上映、播出状况提出了很多问题，李先生都给予了详细的介绍和回答。
此次关于韩国电影产业的讲座，使同学们增长了很多关于韩国电影产业的知识，对于韩国电影产业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整个讲座过程中，同学们都非常认真，表现也非常活跃，表现出了对韩国电影产业的关心。
李庸观先生最后表示，此次与同学们的交流非常愉快，希望各位同学能加入到釜山国际电影节当中去，为亚洲电影尽一份力。
韩国影视业这几年为何能迅猛发展
当韩国导演姜帝圭1999年耗资350万美元自编自导《生死谍变》的时候，业内人士普遍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个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后遗症仍然留存，以往支撑韩国电影的韩国工业巨头们，出于企业集中产业优势发展的需要，纷纷剥离了下属的电影公司。而韩国电影的市场与票房，也被一系列好莱坞大片所霸占。然而，姜帝圭的这部影片，最后的票房、录像带和出口三项收入竟超过了3500万美元，突破了当时韩国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打破了由《泰坦尼克》保持的票房霸主地位，被韩国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大片。
《生死谍变》的成功，将韩国人民对本土大片的信心提到高点。2004年，姜帝圭执导的另一部影片《太极旗飘扬》又一次打破纪录，获得了56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从《生死谍变》到《太极旗飘扬》的这几年间，韩国电影取得了惊人的成长，“韩流”在世界各地迅速风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电影产业大国。
倪震教授说，韩国政府给予电影产业发展在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推动和支持。从早期鼓励国内非电影产业的大企业、大集团，如现代、三星等投产电影业，到后来对中小企业投资和独立制片人的鼓励，使韩国电影人在获取资金方面渠道众多。金大中总统在任时，废除了《电影审查法》，从政策上给韩国电影百花齐放以沃土。
韩国电影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商业路线。通过投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及院线的反复运作沟通，出产了一批票房价值高的电影。
“韩国电影一般描写的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物件’，没有多余的杂质，构思新颖、取材巧妙，同时给人留下很多的想象空间。”从事媒体工作的张婉怡是韩国电影的忠实拥护者。
倪震教授表示，目前韩国电影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导演群体人数众多，更换很快，给电影产业不断注入新的生机。随之出现的体制现象则是“独立制片人制度”，中小型电影制作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起。而中小型公司繁荣的背后，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融资渠道的多样化。
倪教授介绍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电影投资找到了很多新的办法。特别是民间吸纳资金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中小企业和风险资金投资踊跃。有统计表明，目前韩国每年出产的60部左右的电影，分别由当地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投产制作。这些制片人早期大多通过销售发行权和版权获取投资。之后则主动向一些风险资金和大企业拉投资，或向银行贷款、抵押版权融资。最近两三年，甚至出现了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比如大获成功的电影《我的老婆是大佬》就是通过互联网融资，筹得了280万美元的拍摄资金。这样大胆而活跃的融资方式大大活跃了制片机制，同时推动了国民的电影参与意识。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适时开辟了多个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比如韩国电影委员会（KOFIC）等，为林林总总投资电影的大小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系统专业的指导、管理和服务。这些基金为韩国电影业发展打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了解，目前各种渠道的电影投资基金总额超过了1．5亿美元，充沛的资金让韩国电影有能力引进好莱坞的先进制作技术，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韩国国内的影院建设。
现在，韩国电影融资又出现了新的趋势，也就是时下最流行的IPO——到证券市场上上市融资。姜帝圭的电影制作公司不久前刚刚在汉城的高斯达克市场上市，为他的下一部影片融资。
与之相比，在融资方面，我国电影行业起步稍晚，1995年以前只有16家国有电影制片厂拥有影片出品权。尽管近年来政策逐步开放，但由于电影市场尚不规范，投资回报率较低，因此制片人在融资拍片方面相对困难较大。社会资金、民间资本的进入明显不足，融资方式相对单一。
4. 关于影视的论文3000字
进入电影的方式
《电影的读解》是一门关于电影的课程。但它并不是一门严密的、系统的关于电影艺术的概论，更不是一门电影美学课程，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门电影艺术的入门课程。称它为入门，一方面是作为主讲者的我还谈不上对电影艺术有很高深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作为听课者的大家也是初次接触。这门课将主要通过对电影的一些基本艺术问题的介绍，结合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来达到提高电影艺术欣赏水平的目的。希望能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印象，一些启发，使有兴趣者可以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去发展自己和提高自己。
一、认识电影
进入当代社会以来，看电影已经成了一般人，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普通经验了。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文化程度高低，都喜欢看电影，而且都会看电影。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电影有一般文学与艺术样式所没有的直观性与生活实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说过，电影从静止到运动，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它所发展出来的正是还原生活的能力，与生活真实的距离正在缩小仍至消失。特别是电脑时代，甚至可以复制出无法再现的一些景观，如过去与未来的世界。而进入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后现代，一方面是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而文化的融合已是经济的融合之后不可阻挡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是最具有全球性的一种艺术形式，詹姆逊就把电影看作是后现代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是由于电视与电脑的出现，从人类文化的发展来看，图像的时代正在取代文字的时代，而电影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所以它的大众性，大众化才可以有如此高的程度，而一部《泰坦尼克号》也才有可能风靡全球。
但是电影的魅力除了直观性之外，一般人却不大注意到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对观众的潜在影响。 足以为证的是： 去电影院里看一部电影，和在家里从电视上去看同一部电影其审美的效果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就在于，除了故事的层面之外，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是一种文化的参与， 一种仪式的参与。 这就意味着， 作为放映电影的场所——电影院，对于电影成为一种艺术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过去在南京，现在在香港，看电影的仪式感是很强的。 隐性的灯光， 隐蔽的银幕、 典雅的装饰， 都在提醒人们已经进入一种非生活化的状态。接着灯光渐暗，纱幕徐徐拉开，而音乐则悠然响起，观众是慢慢地， 不知不觉地被引入的， 电影院所做进入仪式为观众提供了心理的准备。这不像我们的电影院，人还没坐定，灯光突然灭了，到处吵吵嚷嚷。 而封闭性的空间，场地的黑暗、大致相同的坐姿， 银幕上光影与声音的引导，观众心理的放大效应，所有这一切，都在强化着一种进入仪式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观众的主体意识暂时消失，而身心两个方面都不由地交给了银幕。所以看电影都会有一种失去自己的感觉。特别是当代电影的视听强剌激，用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就叫着“感觉剥夺”。而美国学者宾克莱曾使用过一个概念叫“委身”，来形容艺术欣赏的这种状态。这是一种有如宗教仪式的艺术仪式。人们只注意到电影故事的吸引人，而没有注意到进入电影院参与艺术仪式对一个观众心理的潜在影响。
5. 全球化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电影产业”写一篇不少于400字的作文
全球化让电影可以更好的向国外输出输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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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着，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着。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
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
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
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0.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4.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
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
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
“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
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
1.产业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
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
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
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
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
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
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
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
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
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
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
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
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
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
1.电影政策
电影审查制度
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
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
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
经济政策调控
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
2.电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
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
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
电影节
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
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
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
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
纪录片
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
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
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
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
短片
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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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配置－商业电影的一种营销策略
电影可以提供多种可能的快感，其中之一就是观看带来的快感。我们说看电影，除了看它的影像、故事，重要的看点就是演员了，尤其是明星演员。在我们看电影的历史中，也许记住的影片片名并不多，却能长久记住一些明星演员的名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这门艺术也就是演员乃至明星的艺术，正是因为他们，将一个个虚拟的情感故事、光彩照人的人物、人生的梦想，以直观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联接了观众的直接认同与体验。因此演员很容易成为人们寄托内心愿望和期待的对象。很多时候，人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慕名而去，欣赏某位明星的新作和风采，而电影广告也是从领衔主演的明星来吸引观众，还有报纸、杂志、影视评论，也多以明星的各种新闻和噱头来招揽读者。
电影明星在各个文化层次的观众中备受青睐，正是大众对明星几近疯狂的推崇和欢迎，造就了明星在电影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星的魅力深刻的影响着电影的娱乐发展方向。电影史学家雅各布斯在1939年这样写道：“美国电影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查理·卓别林那样，成为全世界这样珍爱的人物······当他笑的时候，许多民族和国家都跟着一道哈哈大笑；当他悲伤的时候，全世界都回响起悲伤的哭泣。”[1]卓别林由于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全世界影迷们疯狂的追逐与崇拜。之后还有玛丽莲·梦露、赫本、英格丽·褒曼、克拉克·盖博、费雯丽等一串光彩照人的名字。他们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会引起公众对他们狂热的追捧、欢呼、和迷恋，人们期待着再一次看见他们，期待着他们新的电影作品。电影业只是顺从了观众这种对明星的渴望，建立了明星制。所以，《美国电影业史》的作者本杰明·汉普顿认为：“电影界的明星制实际上是观众建立的，在其整个建立过程中，观众是完完全全的、不容置疑的主宰。”[2]
当明星制刚刚在好莱坞确立的时候，很多学者就对它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代代璀璨夺目的好莱坞明星奠定了好莱坞作为全球影业霸主的地位。好莱坞不仅向全世界推销跨文化的通俗故事，而且推销隐藏在电影叙事中的偶像明星，明星作为再生产的保障，担负着将世界观众牢牢稳固在好莱坞电影产品上的重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逐渐的回归于本体，开始走向市场之路。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好莱坞大片对我们的威胁更增强了一步。我们开始注重电影的品牌意识，电影品牌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纵观电影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电影业发展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它出售一种满足大众欲望的叙事和一些拥有特性（天赋、美貌、个人吸引力、大众魅力）的人物。”[3]后者就是电影明星。作为商业化生产，电影的叙事是类型化的，明星需要商业化包装，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科尔多认为：“明星制培养出一种围绕着作为商品的明星打转的特殊的消费者，即通常所谓的影迷。既然演员的身份不能在个别影片中被全部了解，观众必须养成经常看电影的习惯才能充分感知那种身份。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的观看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4]可见，明星在创造影片品牌时是多么的重要。
我国在建国后，也十分重视演员的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推举全国明星演员的活动，后来又有金鸡、百花奖评选最佳演员。1993年，《电影艺术》杂志社曾经举办过“首届十大影视明星”评选，这些活动评选出来的当然都是优秀演员，但是他们大多数并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明星。其实，在中国大陆的电影业中，“明星”始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有些是在群众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被称为明星，有些是政府主管部门授予的“明星”称号，这些“明星”更多的是一种荣誉称号，离真正的明星制、靠明星品牌来吸引观众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在中国，很多人只是把明星看成是电影的符号，认为明星只不过是集体智慧的凝聚，明星本人在电影中的位置远远不及导演重要，因此我们更愿意宣传导演而不是电影明星。我们更愿意说是张艺谋塑造了巩俐，而不是巩俐成就了张艺谋。其实从电影消费和满足梦幻的角度看，明星不仅是一部电影的具体符号，而且是一个可以脱离某部电影进行不断再生产的娱乐符号，以明星为中心的娱乐制度可以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娱乐产品。因此好莱坞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明星制度对于好莱坞的娱乐艺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好莱坞的一大批明星不仅使好莱坞有了一个稳定的明星消费市场，而且可以通过不同明星反映不同的文化潮流，来创作不同的电影产品。比如玛丽莲·梦露代表的性感文化就为她那个时期的电影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格调。而《罗马假日》上映后，高雅、纯真、甜蜜的赫本成为女性美学的新标本，“赫本头”流行于欧美，不仅发型，赫本的服饰、帽子、太阳眼镜都风行一时，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明星不仅反映着明星的个性，反映着电影娱乐的个性，也反映着社会中大众文化的个性。好莱坞通过明星消费，不断获得有关大众文化的消费信息，然后据此创作出更符合大众梦想的电影产品，形成一种电影－明星－电影的良性循环。
香港电影在市场上一直能取得骄人的成绩，就是因为它有一批像成龙、周润发、梁朝伟、刘德华、张国荣、周星驰、黎明、张曼玉、梅艳芳等明星演员，他们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创造了香港辉煌的电影娱乐产业。这些明星依靠一个成功扮演的角色形象而诞生，以此为大众所熟悉，从而进入大众宣传媒体中，引起观众的兴趣和欣赏。人们谈到明星时常常习惯于把她或他与其饰演的角色、影片文本相提并论。我们常听到成龙和香港动作片联系在一起，而周星驰与香港无厘头电影有着不解之缘，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成龙或周星驰的名字去观看某一部电影的。另一方面，媒体特别是娱乐媒体的兴趣也聚焦在明星的个人生活上，向热情的影迷提供大量关于明星的秘闻，明星的服饰、家庭、生活习惯、消费水平，特别是明星的感情生活或者隐私，都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知情渴望”。这样一来，娱乐报刊、电视新闻、广播、网络作为明星的宣传工具源源不断的提供大量关于明星个人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与电影文本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同电影业和影片制作过程还是有联系的，使观众能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更多关于电影的信息。
明星制给电影业带来了更多的盈利空间，观众通过票房对他们喜爱的明星演员表示支持，从而确立了明星在电影业的重要位置，似乎是大众确定了电影的娱乐方向和明星的位置，但我们也要看到制片方利用自己的手段进行明星的制造、包装和炒作。明星制反映了大众与制片商之间一种双赢机制，一个演员能否成为明星，取决于大众的支持，取决于一种“大众文化机制”，而明星的诞生和成长，也同样离不开一系列机制的操作过程。
面对越来越商业化操作的电影业，中国内地的电影人也逐渐认识到了明星的作用。冯小刚的贺岁片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最为成功的商业类型片，其中明星制的运用成为贺岁片独一无二的品牌策略。在一系列影片如《顽主》、《大撒把》、《上一当》、《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大碗》、《手机》中，葛优一直处于影片的叙述中心，与他合作的女明星基本上都是为他而搭配的。葛优塑造的平民小人物和他的本色表演，反映了人们处于消费时代的一种生存状态。葛优既是明星，也是我们身旁熟悉的普通人，既是公众人物，又贴近我们的生活。正是这种明星效应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所以，冯小刚换了几个女演员，就是不换葛优，把葛优当成一种营销品牌来运用。按照保·麦克唐纳的说法，就是“通过宣扬某个表演者的名字，这就给不同的影片划出了区别的界限，奠定了影片的类别和特征······影片个性的确立是因为它是以影片中的某个演员来彰显，而且成为人们认知那部影片的唯一标识。”这种情况还有巩俐在张艺谋电影中的表现，无论是《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还是《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电影，都有着巩俐鲜明的痕迹，她的性感、她的执着、她的倔强、她的美丽和反抗都为影片做着最好的注解，同时也吸引着观众和投资者对电影的关注和支持。
中国进入国产大片时代之后，明星作为一种大片的配置元素得到了强调和突出。在《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天地英雄》、《神话》、《天下无贼》、《功夫》、《墨攻》、《黄金甲》、《云水谣》等大片中，几乎网络了所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等一线明星演员。这些明星中有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李连杰、成龙、章子怡和巩俐等，有在亚洲市场上的人气最高的明星如周润发、金喜善、田中角荣、金城武、刘德华、周杰伦等，也有中国本土有相当知名度的陈道明、赵薇、姜文、葛优、李冰冰等，还有多次获得影帝影后称号的梁朝伟、张曼玉，如此庞大的明星阵容，奠定了大片的票房基础。
大片中这样的明星配置多属于一种商业配置，既非单纯的取决于制片人和导演的偏好，也不会单纯顾及到演员的可塑性和演技，而是更理性的考量明星本身具有的潜在商业价值。作为投资商的银行或企业会根据明星名单预测影片的投资受益率，而发行商则通过明星的分量来决定是否购买影片，而观众，也多是根据明星的出演而进行电影消费。由此看来，明星是电影投资者、制作者、媒体和观众共谋的结果。在大片的首映式、新闻发布会和其他各种宣传场合，明星都是最瞩目的关注对象，他们的表现对一部电影的成功至关重要。正如安妮特·奎恩说道：“明星除了可当成一种品牌来推销外，更重要的是明星是电影宣传的主要工具。”[5]因此，对于大片来说，一部没有明星的电影是不可想象的。
在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电影明星身上不但纠结着各种权力关系的合力运作，体现着一种复杂的关系网。就电影明星自身，也成为大众的消费对象，或者说，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指南。事实上，明星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职业范畴，在一个明星身上，体现着一种观念信息，一种流行文化的符号，所以她可以成为大众的偶像。20世纪90年代的明星巩俐，在国际影坛上代表着一种东方美，她身着旗袍，高挑、性感、神秘，如同她在电影作品中扮演的那些东方传统女性形象一般，有《红高粱》中九儿的热情、《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的美丽，还有《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舞女的性感和神秘。巩俐作为一种东方符号、东方元素引领了世界电影舞台上的东方潮流。到了21世纪，同样是中国演员章子怡，同样是在世界影坛上展示东方美，却引导着另一个潮流。章子怡在短短几年中迅速窜红，成了实现梦想的成功者。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形象，而是一个现代的、充满活力的、雄心勃勃的新女性，她给世界带去了关于东方的另一种表述。明星的个性具有鲜明的特征，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明星们有不同的崇拜者和不同消费者，也就是说：“有个性的明星具有不容否认的特性。每个明星的具体形象都有别于所有其他明星；这个形象的流传和有关这个明星的种种议论一样都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历史途径（通过电影和杂志）。这一切都是为了深化这一形象，即赋予它一系列的个人特色，他们无论是否虚构，都代表着这个作为个人的明星。”[6]不同个性的明星，反映出不同的电影娱乐个性，也反映出不同社会阶段明星消费的特点。
流行文化满足了大众的消费需求，明星身上体现的这种文化符号是推动流行文化进行传播的重要途径。如果说经济与文化是共生的，电影竞争，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较量，我们如果想在这场较量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制造一批我们本土的明星。在电影机制和明星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将成为中国电影中越来越重要的维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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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库卡尔金：《卓别林评传》，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2]转引自业路河：《明星制与电影产业》，载《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3]业路河：《明星制与电影产业》，载《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4]转引自《论明星》，载《世界电影》1995年第3期，第102页。
[5]引自安妮特·奎恩：《明星》，载《电影欣赏》，总第108期，第31页。
[6] 《明星制的起源》，载《世界电影》，1995年第2期，第68页。
8. 关于当代美国电影~论文。。。。。。急！！！！！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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