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香港电影新浪潮的简介
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电影界涌现一批新锐导演，有许鞍华、徐克、严浩、谭家明、方言平等。他们当时的年龄平均不过三十岁，都先在电视台实战磨炼两三年后，继而不约而同地投身电影工业。短短数年间，这批新导演及其作品，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在电影圈掀起一股巨浪，为正处于低潮的香港电影业注射了强心剂，开拓了前所未见的新局面。当时的媒体称之为“新浪潮”。
香港电影新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两岸三地新电影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全新的思想内容、美学语言和技术手法，为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带来了新鲜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本书涵盖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兴起与衰落，评析了这一浪潮中的几乎每一部主要作品，并且论及新浪潮导演在运动之后、持续至今的电影创作，不仅见证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兴衰起落，更记录了近三十年来香港当代电影发展的风雨变迁。
石琪，香港资深电影评论家，长期从事影评写作及电影文化活动，其对香港电影的独到剖析，是立足于香港本土文化做出的真切而权威的阐述，对大陆电影学界、业界及影迷理解香港电影文化颇有参考、借鉴价值。
⑵ 《香港电影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意义》
启蒙期(1896-1912)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
1896年初，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了香港放映这些影片，而电影就是这样传入香港。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当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位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了一批纪录片：名为《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钖克炮兵团》。
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
从1896年到1903年，香港放映过一些很短的纪录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的一部默片谐剧。该片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故事讲述一个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该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而黎民伟更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征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萌芽期(1913-1925)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香港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编导是黎民伟、摄影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黎民伟原为剧社的主持人，又怎样开始拍起电影来？原来他对电影一向很有兴趣，于是透过罗永祥的介绍，认识了路经香港的布拉斯基，他们商谈合作拍片成功，便由布拉斯基提供拍片所需的设备和基金，利用剧社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和发行，拍成了《庄子试妻》一片。
《庄子试妻》改编自当时的粤剧《庄周蝴蝶梦》，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段。剧情大意是：“庄子之妻，夫骨未寒，便有了新情人。为了讨好新欢，她不惜扰及死去不久的丈夫的坟墓。而这个新欢实则是庄子扮的，他只是诈死来考验他的妻子对他是否忠贞。”
《庄》片的主角是庄子之妻，由黎民伟反串演出。片中婢女一角由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饰演。严不仅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女演员，还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
《庄》片利用阳光露天拍摄，香港实地取景，而片中人物都穿了民初的服装。本片更使用摄影特技，把庄子的鬼魂拍得忽隐忽现，加强戏剧效果。
这部电影创下不少香港电影纪录：
(一)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二) 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香港片；
(三) 第一部有电影女演员参演的香港电影；
(四) 也同时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香港电影。
黎民伟及其兄长海山、北海于1923年创办了香港第一间全由香港人投资创办的电影制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他们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动香港，以至中国的电影工业。
“民新”的成立为香港电影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在1923年出品了香港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又在1924年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培训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发掘有演戏潜质的人。
此外，“民新”还摄制了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于1924年，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以及1925年出产的《孙大总统东较场阅兵》等亦是“民新”的出品。
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电影事业已渐渐成长，可惜受到25年6月的大罢工影响，刚萌芽的香港电影发展被迫中止了。 中止期(1925-1929)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理残杀中国人民，中国各地 追装展 、罢课，以示抗议。
同年6月，大陆的罢工热潮扩展到香港，香港电车工人及不少学生加入罢工、罢课的行列，而香港政府亦开始加以镇压。
当时香港人口不过六十多万人，但参加罢工的人数已高达廿五万，其中超过廿万更离开了香港到达广州。香港大罢工期间，每天都有商店倒闭，百业凋零，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一律停止。
受到工潮影响，“大汉”、“两仪”等电影公司被迫结业，“民新”、“光亚”分别迁往上海和广州。原本在香港工作的电影工业者，不少都到广州求发展，其中梁少坡（香港第一部正式电影《偷烧鸭》的主角）便在广州创设了“钻石影片公司”。这个现象令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夭折，却令广州的电影事业蓬勃一时。
1926年10月罢工结束，但香港电影事业仍然未能复苏起来，因为有实力的电影工作者都去了广州或上海发展。虽然期间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员，但这都是有名无实，直至1929年末，仍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生产过。
不过，大罢工期间，仍有人用“满天红银幕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及广州拍摄了29部新闻纪录短片。这些短片被剪辑成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命名为《香港时事画片》，并曾于香港的“九如坊新戏院”（位置约现时上环摩罗街附近）放映。
在这段香港电影业的中止期，唯一正式放映过的港产片是大罢工前出品的《从军梦》，而唯一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是“香港演员养成所”的成立，导师为香港电影的先躯者黎北海（黎民伟兄长）。
幸而，电影放映业到了1926年6月开始复苏起来。当时的电影院，除了以放映西片为主，亦放映过不少上海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公映的《薛平贵全集》。该片是第一部在美国摄制、由中国人主演的故事片。
1930年初，黎北海等创办了“香港影片公司”，制作出创业作《左慈戏曹》，香港才陆陆续续再有电影制片公司的成立，香港电影事业才见起色，得以复苏。 复苏、成长至被摧毁的香港电影(1930-1949)
1930年，香港的电影业随着黎北海（黎民伟兄长）创建“香港影片公司”而开始复苏。不过，真正令香港电影业站稳住脚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伟的上海“民新”与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可以说是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是战前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
当全国一窝蜂地拍神怪武侠片时，它推出了一连串主题健康、风格清新的电影，包括第一部打进美国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人道》、第一部在外国得奖的中国电影《渔光曲》等等，不但改变了国外人士对中国电影的观感，更创造了中国电影的新浪潮。
为了培养人才，“联华”在1931年4月开办“演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堪称一间“电影全科学校”。它培训了一批杰出的粤语片导演，如李铁、黄岱等，对香港电影贡献良多。
“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于是，第一部粤语有声片就由上海“天一电影厂”的汤晓丹执导拍成，这就是《白金龙》。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
与此同时，不少电影公司还依着传统，拍摄了不少默片，其中有“振业”出品的《呆佬拜寿》(1933)、“国联”出品的《落花飞絮》(1933，是在越南摄制的，字幕亦是越南文)。故此，1933年至1934年间，可说是默片与有声片共存的时期。
进入1935年，香港已没有默片生产，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过一倍。1935年，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其中包括“大观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线》。该片由关文清执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电影的主题鼓吹抗日救国。当时香港政府为怕开罪日本帝国主义，一切直接抗日的言论一概被禁。因此，《生命线》亦难逃被禁的命运，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
1936年，社会教育片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这是由于中国政府当时正提倡“新生活运动”，及香港社会提倡的“反蓄婢运动”。邵醉翁执导的《广州－妇人》、《博爱》即属此类作品。
除了“社教片”之外，“爱国片”在同年增多了产量，包括关文清的《抵抗》、姜百合的《女间谍》等等。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
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一片，由林坤山、吴楚帆主演，影片以亲情为主题。
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香港抗日气氛高昂，因此电影工作者也纷纷开拍抗日爱国片，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产量可谓惊人。
芸芸“爱国片”之中，由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编导、演出的《最后关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影片描述中国一班大学生对“国难当头”的觉醒。当时参与影片制作的全是义拍，可见电影工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团体合作的精神。
1938年，“爱国片”继续盛行，得奖的《血溅宝山城》是其中一个例子。同年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广州一妇人续集》、第一部功夫片《方世玉打擂台》及第一部国语片《貂蝉》亦相继出现了。随着《貂蝉》的出现，香港进入了粤语片与国语片并存的时期，国语片的产量渐多。
同年亦有九部粤剧电影出品，《女儿香》是南海十三郎自编自导之作，而马师曾的首本戏《贼王子》亦是当时重要的粤剧电影之一。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大观电影厂”及其他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几部由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问世。由于战争期间造成的交通困难，当时大部份戏院放映的都是战前制作的粤语片。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大中华”是其中一个较有规模的，因为它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导演朱石麟和吴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总括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才在1946年上映了战后首部港产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到了七十代初更达至高峰。
国粤语并存的成熟期(1950-1969)
香港电影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不无原因。1949年后大批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经济理由纷纷南下，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国、粤语片，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再加上五十年代中期，星、马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
五、六十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1、戏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五十年代每年就有200部 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部份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馀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林家声和 艳芬等等。
至于戏剧戏曲片为何会在五十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戏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戏剧戏曲。
2、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荷里活通俗剧的故事模式。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 : 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
“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着名演员: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大概是因为过份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到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3、古装武侠片
五十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六十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4、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馀，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69至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捩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狄龙和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七十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70－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那是由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六十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 舴挤己统 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香港电影的求变期(1970-1979)
七十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捩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六十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李翰祥、张彻及刘家良等等。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0年的《龙虎门》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六十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七十年代初叱咤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运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中硫底柱。
由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征着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
⑶ 香港电影新浪潮对中国电影有什么影响
香港电影怀旧篇之－－1979-1983年的香港电影新浪潮：短暂的激情
1979-1983年徐克、许鞍华、方育平、严浩等人掀起香港电影新浪潮
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源起是一班在电视台出身的年轻导演各自开始拍摄风格新颖的电影。197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涌现出章国明的《点指兵兵》、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疯劫》和翁维铨的《行规》。而在1978年，严浩拍摄了《茄喱啡》。1980年，谭家明拍摄了《名剑》。
到如今一直坚持拍片并且占据主流电影位置的可能只剩下徐克和许鞍华了。那些曾经心怀电影梦的年轻导演的离开或淡出，多少勾勒出香港电影这些年从蓬勃走向低谷的一个走势。
徐克：新浪潮这个帽子太大
新浪潮代表作：《蝶变》、《第一类型危险》
我们当时在电视台分了几批，许鞍华、严浩、谭家明属于另一组，我们很少会碰上面。那时有一群人是新浪潮的，我们每个月都要一起吃顿饭，谈谈彼此的经历。
“新浪潮”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帽子太大了，我们戴不上，因为我们都知道新浪潮是法国的电影运动。香港的新浪潮具体的定义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没有一个理论，只是当时有一群从电视台出来的导演，共同的朝一个方向走，这群人就叫做新浪潮了吧。新浪潮的导演来源也很多，有本地的，有国外的，拍各种片子的也都有。当时有记者问我们怎么定义，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就是指这一段时间出来的导演，在电视台里面做过后来从事电影导演的一批人。
严浩：人逃不出命运的安排
新浪潮代表作：《茄喱啡》、《夜车》、《公子娇》
当时我苦于无机会当导演，在替许鞍华等人执导的《奇趣录》写剧本，一天许鞍华忽然叫我替她拍摄一个单元，原来是拍摄生产十字牌牛奶的修道院，因为那里是女子禁地。我当然答应了，所以可以说是许鞍华升我为无线的导演的。
对我来说，我头三出电影都是习作，因为当时还未很了解商业因素，艺术的修养亦未到家。直至我刚完成《太阳有耳》的剧本时，我才惊觉之前几出电影都是讲我对命运的看法，反映了我的思想状况。由最初三部《茄喱啡》、《夜车》和《公子娇》的“人是逃不出命运的安排”到《天国逆子》讲人是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任的，及至《太阳有耳》更进一步提出人是可以掌握命运的，我发现原来我已经解放了自己。
方育平：电视台是我们的少林寺
新浪潮代表作：《半边人》、《父子情》
若说新浪潮电影的导演与当时大片厂的导演有任何不同的话，那也只是各人的喜爱、修养、关怀有所不同。我们那班导演最大的共通处，是大家曾在电视台工作过几年，可以说电视台是我们的少林寺，要打出木人巷才能正式“下山”投身电影圈。刚巧那时候邵氏等大片厂正处于低潮，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趁势而起。
我认为“新浪潮”的定义是一群年轻人参与制作电影，并且由于他们的参与而为电影界带来一番新的气象，与前一辈的作品有所不同，这就是新浪潮。在这样的定义下，新浪潮电影并不只局限于我们那一辈，而是不断在出现的，所以我认为这浪潮并未结束，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
余允抗：香港电影要走国际化
新浪潮代表作：《山狗》、《凶榜》、《师爸》
进入大学时，我报读了UCLA电影系。进去后认识一些朋友，遇到南加州大学的刘成汉、刘国昌、方育平，那时候便感觉到念电影系不再孤独。毕业后遇到了胡金铨，参与他创作《华工血泪史》的剧本。
在新浪潮导演群中，我觉得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这么多次拍电影，我都有很强的自主性，没有人干涉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缺乏一个强势的人帮我分析问题，时常陷于死胡同中，在牛角尖里钻。觉得自己在电影界再无可为的时候，便离开电影圈。现在我看电影圈，觉得自己已很难回去，因为自己已失去热情，而大家也失去了热情。香港电影的出路，是要走国际化，拍可以让全世界观众看得明白的电影。
刘成汉：推动香港电影发展
新浪潮代表作：《欲火焚琴》
新浪潮电影的其中一个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导演都是在本土成长的，他们的少年时代都是在香港度过，不像老一辈的导演如李翰祥、胡金铨、张彻等是来自内地。由于新浪潮导演是属于本土成长的一代，所以他们的关怀是本土的、城市的。这不能说是革新，但却绝对是一种转变。
上世纪70年代中、末期，香港的电影工业正处于低潮，李小龙死后，香港影坛已再没有人能吸引观众入场看电影。新浪潮的出现令电影工业迈向专业化，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应付了一次危机。至于在艺术成就上，香港的新浪潮并不能与欧美的相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浪潮导演从未走出商业类型片的框框，他们是对商业电影作出改良，而非革命。
许鞍华：没有一股团结的力量
新浪潮代表作：《疯劫》、《投奔怒海》
如果我们当时能有一个共识，或者大家一起合作，将这件事变成一种在经济上与艺术上可行的东西，即团结性的东西的话，我相信会好很多。因为搞电影并不只是拍东西，搞电影是一个文化形态，需要将这件事系统化及企业化，将经济结构与制作结构的系统弄清楚。我们没有将它变成一套制作的方式，亦没有团结的力量，最多是大家不会互相斗争，但肯定就没有合作。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⑷ 关于香港电影新浪潮
香港电影怀旧篇之－－1979-1983年的香港电影新浪潮：短暂的激情
1979-1983年徐克、许鞍华、方育平、严浩等人掀起香港电影新浪潮
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源起是一班在电视台出身的年轻导演各自开始拍摄风格新颖的电影。197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涌现出章国明的《点指兵兵》、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疯劫》和翁维铨的《行规》。而在1978年，严浩拍摄了《茄喱啡》。1980年，谭家明拍摄了《名剑》。
到如今一直坚持拍片并且占据主流电影位置的可能只剩下徐克和许鞍华了。那些曾经心怀电影梦的年轻导演的离开或淡出，多少勾勒出香港电影这些年从蓬勃走向低谷的一个走势。
徐克：新浪潮这个帽子太大
新浪潮代表作：《蝶变》、《第一类型危险》
我们当时在电视台分了几批，许鞍华、严浩、谭家明属于另一组，我们很少会碰上面。那时有一群人是新浪潮的，我们每个月都要一起吃顿饭，谈谈彼此的经历。
“新浪潮”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帽子太大了，我们戴不上，因为我们都知道新浪潮是法国的电影运动。香港的新浪潮具体的定义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没有一个理论，只是当时有一群从电视台出来的导演，共同的朝一个方向走，这群人就叫做新浪潮了吧。新浪潮的导演来源也很多，有本地的，有国外的，拍各种片子的也都有。当时有记者问我们怎么定义，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就是指这一段时间出来的导演，在电视台里面做过后来从事电影导演的一批人。
严浩：人逃不出命运的安排
新浪潮代表作：《茄喱啡》、《夜车》、《公子娇》
当时我苦于无机会当导演，在替许鞍华等人执导的《奇趣录》写剧本，一天许鞍华忽然叫我替她拍摄一个单元，原来是拍摄生产十字牌牛奶的修道院，因为那里是女子禁地。我当然答应了，所以可以说是许鞍华升我为无线的导演的。
对我来说，我头三出电影都是习作，因为当时还未很了解商业因素，艺术的修养亦未到家。直至我刚完成《太阳有耳》的剧本时，我才惊觉之前几出电影都是讲我对命运的看法，反映了我的思想状况。由最初三部《茄喱啡》、《夜车》和《公子娇》的“人是逃不出命运的安排”到《天国逆子》讲人是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任的，及至《太阳有耳》更进一步提出人是可以掌握命运的，我发现原来我已经解放了自己。
方育平：电视台是我们的少林寺
新浪潮代表作：《半边人》、《父子情》
若说新浪潮电影的导演与当时大片厂的导演有任何不同的话，那也只是各人的喜爱、修养、关怀有所不同。我们那班导演最大的共通处，是大家曾在电视台工作过几年，可以说电视台是我们的少林寺，要打出木人巷才能正式“下山”投身电影圈。刚巧那时候邵氏等大片厂正处于低潮，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趁势而起。
我认为“新浪潮”的定义是一群年轻人参与制作电影，并且由于他们的参与而为电影界带来一番新的气象，与前一辈的作品有所不同，这就是新浪潮。在这样的定义下，新浪潮电影并不只局限于我们那一辈，而是不断在出现的，所以我认为这浪潮并未结束，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
余允抗：香港电影要走国际化
新浪潮代表作：《山狗》、《凶榜》、《师爸》
进入大学时，我报读了UCLA电影系。进去后认识一些朋友，遇到南加州大学的刘成汉、刘国昌、方育平，那时候便感觉到念电影系不再孤独。毕业后遇到了胡金铨，参与他创作《华工血泪史》的剧本。
在新浪潮导演群中，我觉得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这么多次拍电影，我都有很强的自主性，没有人干涉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缺乏一个强势的人帮我分析问题，时常陷于死胡同中，在牛角尖里钻。觉得自己在电影界再无可为的时候，便离开电影圈。现在我看电影圈，觉得自己已很难回去，因为自己已失去热情，而大家也失去了热情。香港电影的出路，是要走国际化，拍可以让全世界观众看得明白的电影。
刘成汉：推动香港电影发展
新浪潮代表作：《欲火焚琴》
新浪潮电影的其中一个特点，是绝大部分的导演都是在本土成长的，他们的少年时代都是在香港度过，不像老一辈的导演如李翰祥、胡金铨、张彻等是来自内地。由于新浪潮导演是属于本土成长的一代，所以他们的关怀是本土的、城市的。这不能说是革新，但却绝对是一种转变。
上世纪70年代中、末期，香港的电影工业正处于低潮，李小龙死后，香港影坛已再没有人能吸引观众入场看电影。新浪潮的出现令电影工业迈向专业化，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应付了一次危机。至于在艺术成就上，香港的新浪潮并不能与欧美的相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浪潮导演从未走出商业类型片的框框，他们是对商业电影作出改良，而非革命。
许鞍华：没有一股团结的力量
新浪潮代表作：《疯劫》、《投奔怒海》
如果我们当时能有一个共识，或者大家一起合作，将这件事变成一种在经济上与艺术上可行的东西，即团结性的东西的话，我相信会好很多。因为搞电影并不只是拍东西，搞电影是一个文化形态，需要将这件事系统化及企业化，将经济结构与制作结构的系统弄清楚。我们没有将它变成一套制作的方式，亦没有团结的力量，最多是大家不会互相斗争，但肯定就没有合作。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⑸ 哪部电影掀开了香港新浪潮运动的序幕
掀开了香港新浪潮运动的序幕的电影有5部：《点指兵兵》、《蝶变》、《疯劫》、《行规》、《茄喱啡》。
1、香港电影《点指兵兵》该片章国明执导，王钟、金兴贤、张国强、刘诗棣、陈植槐、许炳森等领衔主演。主要剧情是：一个醉心枪械的年轻人欲投考警察，因有眼疾未被录取，造成心理不平衡而四处杀人。警方成立特别组缉捕他，一个初出茅庐的警察与兇手狭路相逢，最后将他枪杀。
2、《蝶变》是由徐克执导，张国柱、刘兆铭、米雪、黄树棠主演的古装惊悚悬疑电影。影片讲述了一群武林高手发明了强大的火药武器，最后却因为内讧和互不信任而同归于尽，使秘密淹没于地下的故事。该片于1979年7月20日在香港上映。
3、《疯劫》是由许鞍华执导，赵雅芝、张艾嘉、徐少强主演的惊悚剧情片。影片讲述了连正明发现好友李纨及其未婚夫突然被杀的许多疑点并揭开真相的故事。该片于1979年11月1日在香港上映。影片获第1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优等剧情片。
4、《行规》1979年翁维铨导演香港电影，白鹰、石坚、焦姣、钟志强主演，香港全美视亚洲有限公司出品。讲述的是白鹰所饰的香港警察，从线人（石坚饰）手中掌握了毒贩的罪症，却因警察、线人、毒贩之间互为依靠又互相出卖的循环关系，因果往复却无助解决问题，最终引来黑帮仇杀，流血收场。
5、《茄哩啡》是由严浩执导，陈玉莲、伊雷、曾江等主演的喜剧电影，讲述一个临时演员艰苦奋斗的故事；而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更是他从事演艺行业的真实写照：从当临时演员开始，受尽折磨与奚落，但始终没有放弃成为主角的梦想，最终得到赏识成为了主角。
⑹ 求一篇原创分析香港电影新浪潮的 可以主要写杜琪峰得一些电影 比如枪火 放逐。还有徐克。
rr，我是film 472的Li Hang。
有空自己好好写写，别尽想这些有的没的
⑺ 香港电影的新浪潮
香港电影新浪潮新浪潮（1979-1983），源起于一批在电视台出身的年轻导演和监制，在1979年前后拍摄了一批具强烈影射现实意味，技巧前卫，素质精良的作品，震撼了当年的香港影坛。这批人主要包括许鞍华、严浩、徐克、方育平和余允抗，这批年轻导演以及他们的作品掀起的香港
电影的创作浪潮被称为香港电影的新浪潮。短短几年间，十几位锐气十足的导演拍摄了他们第一部或者随后的作品。新浪潮的导演很多，本土的，海外回来的，拍的片子类型各异，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带有强烈个性的群体化现象成就了当时的香港电影新浪潮。而新浪潮代表人物，大都不是在香港本土出生长大，而且有这比较复杂的海外经历，这种成长环境造就了他们相对于其他人有着更为敏锐的眼光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大凡新的东西，往往是很难被传统接受的。这批年轻导演的作品虽然都有较高的艺术爆发力，但是在票房收入上，除许鞍华外，都相形见绌。和当时横行的邵氏等大制片公司的作品相比，只能是望洋兴叹！在香港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商业运作制度下，没有强有力资金的支持，这批年青导演很快被市场所裹卷，少数能够坚持下来的极具艺术才华的导演也被迫改变风格去迎合市场的需要。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领军人物之一的徐克，也迅速改变戏路，而最终成就了他在香港电影业的主流商业导演地位，同时发展了九十年代的徐克电影。
⑻ 什么是香港新浪潮电影
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电影界涌现一批新锐导演，有许鞍华、徐克、严浩、谭家明、方言平等。他们当时的年龄平均不过三十岁，都先在电视台实战磨炼两三年后，继而不约而同地投身电影工业。短短数年间，这批新导演及其作品，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在电影圈掀起一股巨浪，为正处于低潮的香港电影业注射了强心剂，开拓了前所未见的新局面。当时的媒体称之为“新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