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三部电影有哪些

⑴ "百家讲坛“在中华大地掀起了强劲的“国学热”，写出三部国学作品

论语，孟子，中庸我们老师讲的，我原来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被老师骂了一顿

⑵ 越光宝盒影评

明明是一副《大话西游》的身板，非要硬生生的套一条《赤壁》三国的紧身裤，何必呢？既然穿越了，干嘛不穿越得有创意点？云集了一大批二三线和过气明星，热闹倒是热闹，但是故事在哪里？不是山寨了一把鸟巢和点火仪式就算紧跟潮流了的，也不是闪烁其辞什么“三打奶粉”就是针砭时弊了的，角色鱼贯而出，人多嘴杂，可有哪一句台词观众能记得住？各色人等哗啦啦全涌出来，那不是电影，是桌游。
不过，桌游也是有技术含量的，起码每张牌都个性鲜明。但是，《越光宝盒》呢？

一场山寨三国杀

夏侯一点也不刚烈，刘备的仁德只针对他的成群姬妾，曹操的奸雄幻化成了异装癖爱好，张飞的咆哮原是gay味十足的热吻，关羽的武圣成了看黄书的伎俩；周瑜不反间，诸葛也不观星，反而合力表演了一场山寨摇滚秀和法坛上的当众斗殴；至于赵云，他既不能闪也不能杀，看清了大嫂的乳沟但看不清主公是谁。
每个角色的性格特质都是山寨或者是山寨的山寨的，于是，电影便成了一场山寨的三国杀。
无厘头的精妙，很多都妙在这“戏仿”二字上，不过这可是把双刃剑，戏仿得不到位，难免让人借用网络词语指摘为——山寨。戏仿绝不是山寨，增之一分则伪，减之一分则劣，搞得好叫通俗，搞得不好就低俗了。作为无厘头的扛鼎者，技安老师曾推着星爷让无厘头大潮席卷了神州，不过《越光宝盒》的登场仿似技安老师又给无厘头亲笔书写了一则墓志铭——无厘头死咗了。

《大话西游》的母题重演

回想起来，技安老师的刘氏无厘头其实早就死了，还死在最高潮上——没错，就是那部《大话西游》。《大话西游》一出，“从天而降的宿命爱情+女性的死缠烂打+男性不敢接受+男性的最后悔悟”便成了此后颠扑不破的技安公式，此后的《情癫大圣》、《天下无双》和《越光宝盒》都是这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稍有区别的是《机器侠》，不过也无非是负心男变成了哀怨女，神魔玄幻变成了山寨科幻而已，骨子里还是《大话西游》的母题重演。
重复没有错，左小诅咒说过：“重复就是力量。”爱情这东西，号称人类文艺作品中永恒的命题，技安念念不忘女子的痴情和男人的负心，也符合绝大多数爱情故事的现实演绎。可是，用无厘头的荒诞谐闹方式来表述这一命题，不是有身份证的人就能玩的。《大话西游》用了上下两部共计三个多钟头的篇幅才把一个百转千回、从疯狂恶搞到催人泪下的爱恋故事的来龙去脉勉强描述清楚，也只有这样的结构，才能达致化百炼钢为绕指柔之效。但是，《大话西游》显然是不符合电影产业规律的（从片长形态上来看，近年的华语电影只有《赤壁》能分成两部还狂收票房，不知这是不是技安拿《赤壁》开涮的原因），这纯粹是一部误打误撞的经典，若不是北大学生多年后的网络热炒（当然还有星爷独树一帜的演技），《大话西游》的胶片只能在仓库里跟若干主旋律们一起发霉。

往事不要再提

《越光宝盒》匆忙得让人来不及发笑，遑论感动？电影就好比端给观众的一盘菜，碗碟内的食材才是主料，噱头桥段无非是些调味品而已。回想《大话西游》，哪一段搞笑情节不是紧扣着故事主线的演进？再看《东成西就》，哪一个明星演员不是承担了不可或缺的戏剧功能？反观《越光宝盒》，显然已经本末倒置了，片头演员表的恶搞和片尾幕后职员们的cosplay似乎印证着技安的廉颇老矣。山寨别人的东西也就罢了，还真没见过这样卯足了劲山寨自己作品的电影，银幕上“菩提老祖作品”几个大字只能让人感怀往事不要再提。
不过话说回来，老的不只是技安，还有我们。当年看《大话西游》的青涩少年们已成今日的蜗居房奴，天上没有乌云盖，可K线图里全是。于是，那些关于爱情的缱绻反复真的就往事如烟了。
看看当下的华语影坛，黄百鸣的《家有喜事》系列已成彻底的杯具，王晶只剩下《零零狗》式的屎尿屁，星爷则用《长江七号》告诉我们：其实，他只是一个演员。
终于，在一个无力讽刺的时代里，《越光宝盒》明白无误的诏告天下：无厘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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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于《东方早报》2010年3月18日）

P.S.技安老师对阿娇的不弃值得尊敬，香港影人不仅拯救香港女艺人，也拯救大陆的，譬如《月满轩尼诗》。

P.P.S.技安与星爷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作者论”的角度来说，《大话西游》当然属于编剧＋导演的技安，怎么就成了周星驰作品？这是一个有趣的误读。当然，星爷的演技勿庸置疑，不过脱离了技安、王晶、李力持、谷德昭这些幕后英雄的扶持，星爷很难重现辉煌。而技安找的郑中基相较星爷也只是个权宜之计，至于女演员方面，孙俪完全不搭调，阿Sa倒是气质吻合（见鬼，她好像刚跟郑少爷分手）。

P.P.S.S.无厘头的兴起和渐趋没落是一个两地双方的问题：大陆、香港两地；生产和接受双方。
作为一个广东话俚语，无厘头在电影中，特指以周星驰的表演为代表的极端恶搞、不按常理出牌的喜剧形式，其实放到西方艺术史和电影史中，无厘头并不稀奇，所谓farce，其实就可以看作是无厘头的类型身份；远的不提，近世好莱坞金•凯利的许多喜剧电影就颇具无厘头风格。而放到香港电影的语境中，无厘头应该滥觞于许氏兄弟的喜剧片，此前邵氏电影尚纠结于本港身份的迷离，不过《大军阀》中许冠文显露出的才华最终导致了《鬼马双星》的诞生，经由《半斤八两》等片的打磨，许氏兄弟的喜剧作品终于领港片风气的一时之先。香港市民在冷战的夹缝中享受到了繁华的“孤岛”生活（这里借用了中国电影史上指称1937～1941上海租界电影的术语——其实从文化生态上来看，这两个“孤岛”颇具可比性），饱暖思欲，港人当然需要电影提供的草根式市民狂欢，并完成港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及确证（关于这一点，香港影评人比我讲得更清楚：“香港市民视他【许冠文】为子侄，他是我们的香港土生最成功的精英，他不是来自广州，不是来自中国，他们真正在这一个借来的地方，是代表香港新一代文化的香港之子。”①）——于是乎，无厘头的风格已露端倪，周星驰只是这一文化逻辑顺理成章的结果而已（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周氏无厘头在美学上彻底埋葬了许氏喜剧）。事实上，周星驰电影的戏仿、恶搞等手段在许氏兄弟的作品中都是老套路，只不过那时一来大陆处于封闭状态，没有录像厅和盗版碟的渠道，许氏兄弟不会为内地观众所知；二来其港味过重，自然主要局限在粤语文化圈内传播。

1990年代无厘头电影的兴起则必须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圈内考量，改革开放已使中港间有了海量的文化交流，而1980年代末的风波最终导致了大陆意识形态的转型——邓公92南巡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此时的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或者我们可以用“去政治化的政治”来描述之。②“一切向钱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整合破碎的社会肌体的灵丹妙药，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大潮显然也是无厘头的催化剂——无厘头者，改头换面的醉生梦死也（无厘头的解构手法，似乎也应对着对政治的去势化表达）。89～92这一痛苦的转型经历也造成了香港市民理想的集体幻灭，同时，随着97的临近，“回归焦虑症候群”亦凸现，于是两相结合，无厘头终致高潮——看似数典忘祖的解构情节和星爷的癫狂式表演正是其艺术风格的绝佳体现。

无厘头在大陆被扶正则源自依托于网络文化的青年电影亚文化的崛起，《大话西游》是其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一事件是一起典型的“误读”范例。当星爷被奉若神明般请入北大校园后，星爷的失语才使得天之骄子们赫然发现：这根本不是他们心目中那个至尊宝。③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有很多，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是长期以来被污名化的“独生子女一代”（此后“80后”开始替代这个称呼），借由对《大话西游》的误读，年轻人们开始试图树立自己的人生观——考虑到消费主义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摧枯拉朽，这一努力其实不无悲壮色彩。无厘头的港式狂欢，对大陆的年轻电影观众来说，却是对爱情的忠贞坚守——内旨并无颠覆，只是表达方式迥异于父辈而已。我一直以为，无厘头的解构是很浅层的话语方式的戏谑突破，从来不涉及意旨内涵（当然所谓的“解构”也是被误读出来的，星爷直言他不明白什么叫“解构”和“后现代”），从价值层面考量，无厘头甚至是趋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无厘头极少僭越传统的儒家伦理）。《大话西游》嘲笑了一把父权，但是至尊宝最终还是随着唐僧一路西去。其实完全有理由把这种对父权的无厘头嘲讽看作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路表达——消费主义毕竟不能完全添补一代人的心灵空虚，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过逆来顺受的日子，也是接受了普世化西方思想的年轻人们得以在中国安之若素的生活下去所必须的情感资源。所谓拜金主义其实是个伪概念，真要把“金”当成神来“拜”了，也就没有价值危机了。关键是金钱只是个权宜之计，1980年代末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暂时性的掩盖起来。王夫之有云：“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在放浪形骸中寻找真爱和心灵的一隅归宿，才是无厘头的命门。

总之，《大话西游》被热炒时，正值年轻人们即将步入一个没有价值依归的社会之际，诸多焦虑最终促使无厘头成了他们甘之如饴的心灵鸡汤——70末80后们扔掉了“革命”式的父辈价值观后，无厘头自然粉墨登场：一来无厘头有一副看似决绝于前辈的外型，符合年轻人们的反叛气质从而满足了他们建构自我主体的需要；二来无厘头还是通向最深层的中华传统伦理，在一片纸醉金迷的市场主义大潮中，这才是无论如何不能也无法被抛弃的精神脊梁（正剧登场前总有喜剧铺垫，所以往大了说，无厘头的兴起是“国学热”的前兆）。星爷在《唐伯虎点秋香》中仰天长叹：“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岂不令年轻观众们于我心有戚戚焉？
不过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文化生态已经更新换代，看看郭德纲和周立波的舞台表演，无厘头那种隔靴搔痒、远离实际生活的戏谑已经不能提起大陆观众们的胃口（当然无厘头们也在努力北上，不过事实证明并不太成功——星爷在《长江七号》中塑造的伪民工是个典型的反例），所谓的恶搞手段也早已失去了标新立异的吸引力，时过境迁，戏台子还在，看戏的人却早已散去，无厘头堕为山寨，也是必然的吧。

⑶ 国学三部曲的内容简介

《国学三部曲》包括《国学纵横》《国学览胜》和《国学探疑》，宋定国着，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国学纵横》旨在针对古今围绕“国学”典籍研究和运用中存在的一些热门话题和争议，依据相关的史料、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考古成果，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进行考辨，阐述己见。对于热议的像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话题，均以可靠的文献指出“史无信证”，子虚乌有。严谨的考辨中不乏风趣幽默，犀利的笔锋中稍夹冷嘲热讽。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国学览胜》旨在对“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精华、神韵，进行简明扼要地概述。鉴于中国学术的基本精神在先秦时期业已形成，又鉴于中国学术着述浩如烟海，前后绵延数千年，限于个人精力和书的篇幅，故本书主要就先秦时期的学术精华和神韵，从“通天之学”、“基础之论”、“悉备之道”、“诸子争鸣”、“百家之言”、“学海奇芭”和“经世之说”等七个方面，依据相关的史料、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力求用最为简洁的文字加以概述，以便读者了解“国学”之精华、神韵等胜迹，并在此基础之上，举一反三地对“国学”加以领路、揣味。
《国学探疑》是对某些问题的质疑，书中所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涉及到“国学”中的难点、热点，有些属于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均依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文献和翔实的文献，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探释：或矫正，或修补，或重新厘定；凡有确凿而翔实的资料可以佐证的，则大胆提出，不乏独到见解，而尚缺乏确凿、翔实的资料佐证的，则留作疑案，决不臆测和妄断。

⑷ 同学们熟知的《百家讲坛》在中华大地掀起了强劲的‘‘国学热’’，三部文学作品《 》《》《》

《红楼梦》《西游记》《王立群读＜史记＞》《易中天品＜三国＞》，王立群《大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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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近年来，中国电影业推出 了众多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影片，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如《孔子》在

⑹ <围城>的讽刺艺术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1.《围城》 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2.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着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着“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着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着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着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着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着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着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着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着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着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着。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着《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着，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着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着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着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着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着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1]舒展.普及钱钟书[J].文艺学习，1986，(1).
[2]王国清.研究钱钟书势在必行，王若：普及“钱学”的一点看法[J].随笔，1987，( 2).
[3]舒展.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J].随笔，1986，(5).
[4]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
[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 5).
[6]胡河清.钱钟书与后结构主义[A].撩动缪斯之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 5.
[7]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J].上海文论，1992，(1)；舒建华.论钱钟书的 文学创作[J].文学评论，1997，(6).
[8]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11]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N].转引自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申辩[M].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0.
[12]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A].想飞的翅膀[C].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参考资料：http://bigfish.blog.hexun.com/2121327_d.html

⑺ 展现中国民俗的电影有哪些

1、《开场前的猴戏》

《开场前的猴戏》主要讲述民间猴戏艺人过去游走江湖的经历与当今的生存现状，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村落的建筑环境之美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猴戏艺术的生动人文之美，新野猴乡是《西游记》的创作地，这成为本片的文化立足点，重点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旨。

2、《居山》

《居山》以探讨现代教育为主题，以终南山为背景，集国学、自然、修行、教育于一体，以纪录片的手法客观真实的再现终南山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表达了人们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所做的努力，对当下教育的思考，对自然的热爱与尊重，以及人们对修行的体悟和对自由的向往。

3、《伏藏师》

《伏藏师》采用都市传说风格，讲述了从小在火锅店长大的孤儿张二娃，被命运选中进入伏藏师组织，学习技能、追捕叛徒，却在紧要关头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人才是真正的敌人，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战胜反派、化解危机，成为伏藏师英雄的故事。

故事从一个少年的成长经历入手，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如何跨过成长的迷茫，见证友情的可贵，品尝爱情的甘甜，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希望观众能在影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从中受到鼓舞，做自己的英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4、《心灯》

《心灯》真正的内涵是唤醒我们内心的良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让大家生恭敬之心，懂人知四孝。希望《心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指引下，成为一颗小火苗，为助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发出一丝光亮。

5、《那美》

该片围绕着高二1班，几位同学和两位老师组织一次暑期户外体验远行活动。一路上的几段有趣经历给大家带去不同的体悟成长。《那美》带给人们一股强大的正能量，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孝亲尊师、长幼有序、谦虚有礼、真诚信任、分工合作等这些做人做事基本且重要的德能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