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山药蛋派”的概念
山药蛋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
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
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
基础。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
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流派。代表作有《三里湾》、《登记》、
《锻炼锻炼》、《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赖大嫂》、
《宋老大进城》等。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
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
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笔下的
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
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
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
的形象。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
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
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
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
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
方色彩。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山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
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之后，山
西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
力。
浅谈“山药蛋”派
社会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做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也理应五光十色，万紫千红，各具特色。因此，在文学艺术的花园里出观不同的流派，是规律性的令人可喜的繁盛景象；但是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多少年来，人们口不敢谈流派，作家们更不愿被人视为一流派，至于对流派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便更提不起来了。打倒“四人帮”，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精神光辉照耀下，文学艺术界为了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把文学流派的研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出观了使人欢欣鼓舞的局面。这个时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被称之为“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又受到全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视，在山西，讨论相当热烈，曾在《山西日报》上展开了一段群众性的讨论。这对进一步系统总结与发展这一流派，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这里我想就《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艺术特色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和前途谈一 些看法。
赵树理（1906—1970），人民艺术家，小说家。山西沁水人，出生于贫农家庭，亲身受过地主的压迫剥削，从小喜爱民间艺术。1925年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次年被捕入狱。出狱后当农村小学教师，长期生活在农村。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37年抗战开始，他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区长、《黄河日报》副刊编辑、《中国人》副刊编辑等职。40年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的创作和发表，奠定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949年全国解放后，致力于大众文艺的研究工作，主编《说说唱唱》和《曲艺》。他出席过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次文代会，第八次党代会，担任过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1955年发表了优秀长篇小说《三里湾》，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深刻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其他如《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灵泉洞》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颖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描写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农民，所写的事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和特色，语言是真正的群众语言，并富于幽默感。赵树理为人民大众的创作道路，已在我国现代、当代文学领域内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形成了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马峰、西戎、孙谦、束为、胡正。赵树理的很多作品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学，成为世界文库的宝贵财产。1970年赵树理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年仅64岁。
“山药蛋”派的发生与形成
中国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即开始了文学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历程。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发展，到三十年代“左联”捉出了文学大众化的课题，又进入一个新阶段。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尚不成熟，作家仍被隔离在工农革命生活圈外，大众化没有能给予实践的解决。抗日战争爆发，生活在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文学家纷纷奔到了抗日前线，他们和亿万工农兵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息息相通，生死与共。这样，便有可能完成革命与历史向文学提出的大众化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时期及时地总结了“五四”到“左联”以及苏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革命作家更为自觉地走大众化之路，写工农兵与为工农兵而创作。产生了歌剧《白毛女》、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散文《荷花淀》，小说《高于大》、《种谷记》等等，继承与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并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当中，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直接取材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并以那新鲜的朴实的民族形式，活泼的生动的群众语言，健康，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描绘了全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生活与斗争风貌，创造了新的大众化的形式，不仅赢得了根据地广大工农兵的热爱，也受到了中国着名的老作家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人衷心的赞扬。赵树理是时代的产儿，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代表，而被誉之为“人民作家”，自也属当然。有的同志说赵树理是一些领导人“吹”成作家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毫无根据。赵树理的出观，为太行根据地的一些土生土长的爱好文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具体指出了创作的道路：不少人就地取材，运用自己打小操纵的家乡语言写出过不少富有泥土气息的大众化的作品。但这时尚未形成一个流派。一九四五年，马烽、西戎同志写出了《吕梁英雄传》，这两位生活与战斗在吕梁边区的青年作家，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通过他们深入农民生活的亲身体验，走上了和赵树理一致的创作道路，这时也还未被人看作派。这一派的形成，是在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他们又陆续由北京等地回到了山西，以《火花》(山西省文联机关刊物)为阵地，赵树理发表了《锻炼锻炼》，马烽写出了《饲养员赵大叔》、《自古道》、《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写出，了《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写出了《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发表了《伤疤的故事》，胡正写出了《两个巧媳妇》、《三月古庙会》等短篇小说，都取材于农村，充满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曰“山药蛋派”，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流派。这时，除了这些老“山药蛋”，山西又涌现出了一批小“山药蛋”：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草章、杨茂林等等，他们的创作道路和风格都比较接近老“山药蛋”们。此后，这个流派并不是直流而下，顺杨无阻的发展，常常遭到低级啦，过时啦等等的非议，这还在其次，主要是由上面来的一股极左思潮，曾经几度对这个流派的主要作家与作品进行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批判，几经沉浮，到文化大革命，简直遭到灭顶之灾。主要的几位作家被打成“写中间人物的黑标兵”和所谓文艺黑线人物，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而赵树理更惨死于“四人帮”的手下。但是，令人深思的事实是：“山药蛋”不但没被铲了根，绝了种，反而出观了又一批生机勃勃的新的小“山药蛋”。突出的有成一、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田东照等人。一九八O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得奖作品，北京的作者五人，最多；以省面论，山西三人，最多。这三人中，马烽自不用说，青年作者张石山便也是个“山药蛋”，他那得奖作品《镢柄韩宝山》，比马烽还“山药蛋”，赵树理的味儿浓极了。饶有兴味的是除了山西出“山药蛋”，河北也出了。河北有两位青年作者：贾大山和赵新，自称是“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也的确有兰股“醋味”，是“山药蛋”。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山药蛋”派的生命力。它不因人“吹，，才生长，也不因人压制就枯蔫，它的根芽深植于历史的发展与观实的革命要求中，有着源源不绝的营养供应，焕发着茁壮的生命之力。
“山药蛋”派的特色
首先我们从“山药蛋”派对文学的看法说，他们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革命工作；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为革命而工作和为革命而写作是一码事，因而，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行政工作，反而把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看做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于是，形成“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个共同的作风，即走到那里，工作到那里，他们不当客人，总是“生活的主人”。在生活作风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直保持着农村基层干部特有的甚至是农民的作风。这反映在作品里，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而又风趣的语调，直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吸引住了。我以为这不能不说是“山药蛋”派的一种特色。
其次，“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自然和中国的众多的革命作家一样，也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然而，同是革命的观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而有差别，也因环境和人而有所不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金生父子兄弟姐妹都是聪明干练的社会主义带头人；在马烽笔下更塑造了一系列如田春生、韩梅梅，田局长等普通社员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然而，和这一方面的成就紧紧相联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地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散布的封建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仍束缚着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甲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列宁语)，我们用不着再举什么三仙姑、二孔明、小腿疼、赖大嫂、田木瓜、三年早知道等等人物了，“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为实观这一主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塑造了为数可观的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民的艺术形象，其中不少形象在山西可以说老幼毖知，家喻户晓，成为人们的一面面镜子。这是“山药蛋”派的艺术功绩也是他们观实主义特色最为光彩耀人的表观。
第三，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显示了他们的特色。他们的笔下少有叱咤风云传奇式的英雄。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大的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爱作侧面的描绘。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的劳动场景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他们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生活探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马烽语)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巨人前进的步伐。
第四，关于艺术形式的特色。这，大家普遍承认“山药蛋”派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确，赵树理打青年时代起即热爱与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在他来成为作家前己可说是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了。马烽、西戎、胡正等同志，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上也下过苦功。他们都大量蓖集过民间故事，反复地研究过群众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各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赵树理曾说他对民族艺术的传统是什么也继承了，什么也没有继承。这也可以说是“山药蛋”派共同的经验概括。除了《吕梁英雄传》，我们可以看到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模仿而外，他们创作的短篇小说，即看不到模仿的痕迹，显然是中国汉民族式的叙事形式，而又和旧的形式截然不同，令人感到非常新鲜。这原因即在于他们；第一、对于民族形式不是套用，而是吸收其可为我用的精华；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注重从外国进步文学中吸收营养。赵树理原也是个洋学生，他本是由鲁迅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着作引导而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时期，他曾写过欧化而充满抒情诗昧的小说。其他作家在刚踏上文学的途径时，都有类似的经历。束为初期的小说，颇具契诃夫的特色，胡正的第一篇小说《碑》，不论从语言到结构，都象翻译小说，马燎、西戎，孙谦都写过类似的作晶。正是由于此，他们形成风格的代表作，都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所以是新鲜的、独创的。比如拿《登记》来说，用的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吧?可当小飞娥从地上拾起燕燕口袋里掉下的一枚罗汉钱时，一下勾起她二十年前的往事，接着便叙述她的罗汉钱的故事。这不明朗使用了外国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了吗?《互作鉴定》以一封信开头，《锻炼锻炼》以一张快板式的大字报开头，《套不住的手》光写陈秉正老人的一双手。这些都融合着外国的手法。马烽的书信体的《韩梅梅》，好几篇第一人称的小说，《结婚》的横截面写法，外国艺术手法的采用更为明显。但是，这并没有冲淡了，相反是丰富了他们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每写一字一句都在考虑着他们的读者——农民的口味。他们烹制的精神饭菜，务必要让农民吃起来香美可口，吃完后还余香满口。因此，他们一不愿让农民老吃老陈饭，二不愿他们吃吃不惯的西餐，总是适应着内容的需要，不断地吸收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精英，并以此为基础，在不破坏农民的口味下，化入外国的艺术手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的(包括民间的)艺术传统特点呢?从艺术形式上说，可总括为一点：行动性强。要求故事中的人物加强行动，不要中断故事；就要求融景物于叙事、画人物肖像通过另一人物的眼睛，要求人物的一抬手一动脚有心理根据，从而把心理描写体现在行动上，而不去由作者脱离人物行动作静态的心理刻画等等“山药蛋”派的作品比较强烈地显示了这个特点。而这一特点带来的优点是:重用白描，寥寥几笔便神情毕肖，符合“一以当十”的艺术原则。怎么竟然可以说，这样的作品是缺少艺术性的低级作品呢?
第五，语言的运用。“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然而，仅仅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山药蛋”派的文学语言特色。
孙谦同志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他把读赵树理的作品比作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孙谦同志的话，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赵树理，也概括了“山药蛋派”作家们运用山西群众语言的共同特点：
1．土而不僻。山西省在全国来说属于方言复杂的省份之一。如果让马烽、孙谦出生的孝义飞文水的农民和赵树理家乡沁水的农民坐在一起，都操地道的家乡话，彼此真会如对外国人，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可是他们用山西群众语言写的作品，不只山西农民念了听得懂，便是其他不少省的农民也懂。这正是由于他们十分注意以全民族的语言规范为标准，对山西的群众语言进行精选，力避地方语言的偏狭的结果。“大姨子”“小姨子”这样的称谓，至少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农民口头是说的吧?马烽在《村仇》里换成文绉绉的“妻姐，，(‘妻妹”）了。山西农民口头常说的“咋”飞“甚”飞“干啥”之类词，在赵树理作品里一个也找不到，他换成了“官话”：“怎么”“什么”“做什么”之类了。那么，他们又怎样表现山西群众语言的乡土气息呢?一种是选用能为外省人所了解的山西话，如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里用的什么“柿子洼的客”，便是地道山西话，不，山西许多县称“客人”也不称“客”，有的称戚”，有的称“成人”“客人”。上党地区称“客”，那含义也颇多，在《板话》里是指“亲戚”而言。这个上党地区特有的称谓，由于基本上不离全民族的称谓法，本省，外省读者读起来立刻可以意会，便不觉隔膜了。这是使他们的语言土而不僻的一种办法，但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善于掌握与运用能表现山西农民气质和心理习惯的说话方式，不用一句方言土语，也醋声醋调显出山西味儿。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举个他们作品外的例子。马烽曾经说，在一次会议上， 就餐时他和老舍，赵树理坐在一桌。他曾问这两位群众语言大师道：“你们两位互换一下语言来写作，行不行?”赵树理说：“我没那能耐。”接着老舍说：“那我们俩就全毁啦!”(大意如此)这里不来讨论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探讨一下他们说话方式的差异。老赵和老舍说的意思一样；不可能。但老赵的话是就本身能不能直接进行回答的，于是显得直而朴；老舍则避开正面的回答就假设推论的结果言，富有想象力，就显得婉转且俏皮。他们俩并没有用山西话或北京特有的土话，明明白白简简单单两句话便发散出山西和北京群众语言固有的地方味儿。人们常说要熟悉群众语言，以为就是记些土话，歇后语之类，其实那样永远不会熟悉得了，真正熟悉就要如老舍、赵树理这样，非常烂熟于他们所使用的群众语言表情达意的方式，一张嘴，一下笔，就是谁都听得懂，看得懂的满口满篇的乡音土调。“山药蛋”派作家们对于山西群众语言大都有这样深厚的功力，因而所写既是地道的山西群众语言，有着浓郁的乡土气却没有芜杂的令人费解的偏僻方言。
2，通而不俗。文学是语言艺术，“山药蛋”派创作自己的作品自然要求语言能吸引入、感动人，就是说要有艺术表现力。因此，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时时注意摄取活在群众口头上的优美的语言。“看看那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那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赵树理语)他们从群众语言宝藏中不断地发掘，提炼艺术的语言。在山西各个方言区内存在花样繁多的骂人的话，有不少俗气、油滑的说法，比如歇后语之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般都摒弃不用。他们的语言不乏幽默、讽刺，但都正正派派，体现了群众素有的乐观性格，绝无无聊的插科打诨，流里流气的贫嘴恶舌。他们使用的是提纯了的山西群众健康的纯净的艺术语言，发挥了群众语言的形象美、灵活美、音乐美的特点，形成朴实中见文采，敦厚中含机智，庄重而又风趣，严肃却又常常闪露诙谐、讥讪锋芒的“山药蛋”派的艺术语言风格：通而不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药蛋”派为丰富汉民族的文学艺术语言做出了大可赞叹的贡献。
上述几方面，不可分割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山药蛋”派所以为一流派的艺术特色。假若做为流派的标志侧重面在于表现形式，特别在于语言的话，那末，我们更可以概括地说，“山药蛋”派的艺术特色即是，熟练地运用山西农民群众纯净的艺术语言，善于说故事的朴实而风趣的喜剧风格。
缺陷和发展前途
同任何文学流派和有自己风格的文学家一样，“山药蛋”派除了各个作家自己存在的艺术缺陷而外，也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比如描写的生活面不够广阔，反映时代的巨烈的矛盾、斗争不够直接有力；包括赵树理在内，也有重事轻人，为了照顾故事性偶有叙述拖沓之处；或强调解决问题配合当前任务，在自己还未从生活的感受中提炼出自己的主题时匆忙动笔，以致写出过个别内容不够充实，人物性格缺少个性的作品等。然而，是否由此可以说，如今这个流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正在走向凋落或变种呢”?
时代在前进，农民从生活到思想以及文化程度都在提高；做为时代社会生活的镜子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赵树理四十年代的作品和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品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而马烽和赵树理相较，更为重视发现与塑造新的革命阶段出现的新人形象，结构上也更多融入了西欧的手法等，使“山药蛋”派有所发展。马烽自己呢?也还在发展。如《泪痕》，由于电影和小说所使用的造型手段不同，风格随之妥有变化，更加一向善于写喜剧的作家来写悲剧，而不能不影响到固有风格的部分削弱。可是，结构上，故事的完整性，不突断突起，忽前忽后，保持顺序发展，注意安排“扣子”，造成悬念，吸引观众等，仍不失“山药蛋”味。特别在人物造型上，公安局长的诙谐、乐陶陶的乐观，老贫农的忠厚，会计的机智、幽默，朱克实的洞察一切复杂事物的政治敏感，敢于为党为人民承担风险的大无畏英雄气魄又和谐地统一在他那平易朴实而要和同志开个小玩笑的亲切、风趣的作风中，这是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在新的形势下的老杨、田局长悲剧，还是有着他们固有的风格：喜剧的色彩。《泪痕》仍是“山药蛋”。说是变种，自然可以，生物界本来就时时处于物种的变异之中，但问题是，变异并不意味着全是退化，相反，多数由于取得杂交优势，变种比原种还要好，生物界整个进化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逐渐吸收不同流派的优点以至国外进步文学的优点，促使“山药蛋”不断发展，常常出现新的品种，如新的小“山药蛋”成一、韩石山、张石山等，便明显表现出这种趋向，这是可喜可贺，符合进化律的事。这绝不意味着“山药蛋”的“凋落”，正充分说明“山药蛋”旺盛的生命力，生机勃勃，因为虽是变种，而是更好吃的“山药蛋”，毕竟不是老白薯或地葫芦啊!
现在农村识字的人，中学生、知识分子多了，这一点“山药蛋”派的作家那一位也比我们了解得多，了解得深，因而在他们笔下早已出现了为广大读者熟悉的各类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由于知识青年增多，我们八亿农民是否已经改变了历史地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以及语言方式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谦虚点，尊重“山药蛋”派的新、老作家们，他们和农民长期在一起又为他们而写作，比我们了解得多也了解得透。倘以人类各民族的一般历史规律来推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经过长久的历史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特别是语言方式，在短短几十年内便产生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可能。那末，八亿农民要求文学表现他们，供给他们
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事实已经证明受到广大农民群众(也不止农民群众)欢迎的“山药蛋派”便不可能停止自己发展的脚步。
‘贰’ 最早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三里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是赵树理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1952年9月一个月里发生在三里湾的扩社、开渠的合作化运动。重点描写了村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中农马多寿的四儿子马有翼、村长范登高的女儿范灵芝三个年轻人的爱情婚姻变化等。
《三里湾》 是赵树理 1953 年冬至 1955 年春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是最早描写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取材于 1951 年太行山区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验地区， 1952 年作者亲自参加了那里的并社、扩社工作。华北解放区模范村三里湾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秋收、整党、扩社 、开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新气象，但由此也引发了有关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方式的种种矛盾，三里湾在发生着巨变。《三里湾》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先后在俄、日等国，以多种语言版本出版；以小说、戏剧、连环画等形式广为流传，推动和宣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如火如荼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反映了作家赵树理的人格魅力、卓然才华和优秀品德。
《人民文学》 1955 年 1—4 月号连载。曾被改编为电影《花好月圆》以及话剧、评剧等剧种。
小说“从旗杆院说起”，讲述了 1952 年 9 月一个月里发生在三里湾这个老解放区里围绕着扩社、开渠两件事而展开的合作化运动。作品着重突出了两个家庭的鲜明对比：一是王金生的民主和睦的模范家庭，一是马多寿的保守落后的封建家庭，其中，又重点描写了村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中农马多寿的四儿子马有翼、村长范登高的女儿范灵芝三个年轻人的爱情婚姻变化等，其间还穿插了何科长巡查工作，党内对多留自留地的党员袁天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村长范登高的斗争，马家大院家庭生活的分裂，最后是皆大欢喜：年轻人花好月圆，扩社开渠圆满成功。
‘叁’ 赵树理作品与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的异同（结合作品）
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不过，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1945年，与西戎合着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象；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象，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着”，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作为结论性意见。《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http://gz.eywe.com/Philology/29%A1%B6%D6%D0%B9%FA%B5%B1%B4%FA%CE%C4%D1%A7%CA%B7%A1%B7%BA%E9%D7%D3%B3%CF%20%D6%F8/009.htm
‘肆’ 影片花好月圆改编自赵树理的小说
《花好月圆》据赵树理小说《三里湾》改编。
1955年，小说《三里湾》在《人民文学》第一至四期连载。它是我国第一部描写1949年后农村生产合作化潮流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产生很大影响。长春电影制片厂很快决定将其改编成电影，由郭维担任导演。拍农村片这是第一次。
赵树理介绍
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
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在河南笔铺当过学徒，还走村串户卖过中草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青年时代曾外出流浪求学，一度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极大影响。
1920年赵树理考入磕山完小。1923年赵树理从磕山完小毕业，去小学教书，因为没有靠山，不久便被解雇了。赵树理的父亲对此耿耿于怀，又向地主借了债，让儿子去长治读书。
‘伍’ 赵树理是什么派
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作家是赵树理，主要成员包括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人称“西李马胡孙”。
山药蛋派的浮沉
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特殊时空环境是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产生的客观基础，作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作家对农民的态度。“山药蛋”派的大众化形式成为政治话语与民间对话的一种交流方式。而“山药蛋”派从辉煌走向衰落正是作家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模式和时代的契合与疏离。
40年代的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翻身农民逐渐成为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人，而且成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一改过去他们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不再是知识分子同情与启蒙的对象，而成为知识分子崇敬与热爱的对象。知识分子开始向农民学习，挖掘其身上的可爱之处。此时农民大众成为作家创作服务的对象。赵树理带着他浓厚的农村生活基础，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怀着他对农民的深厚情感，一往情深地写出了翻身农民喜爱的“山药蛋”派作品。
“山药蛋”派作家的农民本位思想，使他们以仰视的目光把农民作为其创作主体，而且把农民的文化价值视为一种审美理想。他们创作的农民视角博得了农民群众的欢迎。解放区的高昂精神面貌传染给作家一种乐观主义哲学观，使他们过分乐观地看待农民，表现人物性格的美与善，忽视其人性上的弱点，完全以农民视角审视问题。但是，农民本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对问题的深层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延安这片解放区土地上的作家，表现出了某种停滞，没有及时调整其时空观念，“山药蛋”派作家的思考方式与创作模式便逐渐成为他一种不想摆脱的枷锁。
形式有时可以作为内容来理解，有时形式与意识形态有某种潜在的关系。40年代的政治现实引起了一场以弘扬民族意识和本土意识为内涵的政治文化运动。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和民间形式的写作在潜意识中契合了这场运动。政治话语找到了与农民沟通信息的方式，而农民也找到了向上传递对生活状况看法的话语方式。赵树理的创作方式成为被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共同接受的一种存在。赵树理的创作不仅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民族特色，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民间意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种创作方式加以肯定，使赵树理的创作被称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一种暗合。赵树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选择大众化创作为其安身立命之地，完全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行为。这一方面取决于他来自民间的生活基础，从而有着服务民间的创作思想，更重要的是他读了《讲话》后，认识到农民将在未来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民间文化也将改变命运。他的创作要求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就是要以他的创作方式，向上与政治意识相接通，传达时代精神，向下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反映农民生活，从而使其明显区别于以往作家农民题材的创作风格。50年代，赵树理仍然坚持他的民间意识，完全站在农民立场上观察问题，继续揭露农村干部的阴暗面，这已不是阶级分明的时代政治意识所需要的。文本中的民间话语与时代政治话语产生龃龉，以至赵树理晚年不得不放弃大众化小说的创作，转向传统戏曲。“山药蛋”派的创作方式在《讲话》发表以后戏剧性的命运，可以说是作家农民立场或民间意识创作走过的尴尬道路。
半个世纪的“山药蛋派”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写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家被文学界调侃为“山药蛋派”。原因是这些作家都是山西人，作品都涉及农村生活，再加上他们都喜欢用“土得掉渣”的乡土语言，文学评论家们就用山西最有名的土特产给他们命名。
最初的这种称呼是带有贬义的，因为用薯仔入菜很少有叫得响的佳肴。那个年代的评论家们就用这个词意喻这个流派的作家及作品都比较土，难登大雅之堂。但很快，“山药蛋派”的作品就得到了文学评论家的认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的《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作品在中国文坛上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山药蛋派”是一个有特点、有成就的重要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辉煌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这些作家再也不能主宰文坛时，他们仍然发挥自己的特长，继续写作。马烽和孙谦合作的《新来的县委书记》被改编为电影《泪痕》，被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又创作了电影剧本《咱们的退伍兵》，这两部电影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电影奖项。
如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辉煌成就的“山药蛋派”只留下80岁高龄的胡正。可以说，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这一代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陆’ 田华简介_聊斋86版田七郎简介_田龟源五郎银之华
田华，原名刘天花，1928年出生，中国着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1940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队学习。1944年加入中国 *** 。曾任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抗敌剧社演员。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文工团、 *** 政治部话剧团演员，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演员剧团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二至五届理事，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主演的影片有《白毛女》、《党的女儿》、《秘密图纸》、《法庭内外》等。
说到田华，人们就会想到白毛女；讲到白毛女，也就自然会想到她的扮演者田华。可以说，在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中国人中，田华和白毛女已经成为一种记忆的符号，深刻地印在了脑海中。如今的田华已经年近八旬，顶着一头白发，成了一名真正的“白毛女”，但人们依然能够在各种与电影有关的活动中见到她的身影。
和很多中国早期电影明星不同，田华是一名纯粹的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电影演员。她一生为党的表演事业奋斗，塑造的银幕形象，也多是对党无限忠诚或者是被党拯救培养的角色。
1928年出生于河北一个贫穷农民家庭的田华，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她的童年是在贫困、饥饿和眼泪中度过的，打柴、抬水、推碾子、挖野菜，幼小的她样样都能干。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她还要采杨穗儿、柳穗儿来为一家人充饥度荒。虽然生活贫困，田华性格却很活泼，一有点空闲她就又说又唱的，还会像男孩子那样爬很高很高的树。12岁时，田华离开了家乡，参加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战争环境磨炼了她坚强的意志，严格的业务训练使她进步很快。剧社经常到各地进行宣传演出，田华有机会在许多话剧中担任主要角色，并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话剧演员。
田华真正走上银幕，是从1950年拍摄电影《白毛女》开始的。白毛女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使田华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逐渐深刻，让她在电影银幕这块表演田地上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她表演的新天地。
田华艺术的高峰期，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中国电影也翻开了新的篇章，电影从制作观念、实践方法、理论系统，甚至到属性，统统来了个彻底的颠覆，这一时期也被统称为“十七年电影”时期，从1949年一直延续到1966年。这一时期的电影多通过对英雄人物光辉形象、事迹的高歌和对普通劳动者身上所体现的可贵品质的赞美，来讴歌社会主义，并给予民众具体而感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这一时期田华主演的影片，大多成为这个时期的电影艺术的代表作品。对田华来说，她进入了表演艺术的
1950年，电影《白毛女》准备拍摄。田华没有美丽动人的外貌，但她来自农村与部队田华简介，对农村生活和革命战争有深刻丰富的体验和积累，所以她能够对广大贫苦农民怀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能真心实意地体验角色的内心世界，这为她赢得了出演喜儿这个角色的机会。她塑造的喜儿淳朴、善良、勤劳而又不屈不挠，赢得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和喜爱。1956年在文化部举办的1949年至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白毛女》获一等奖，田华也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金质奖章。《白毛女》能成为新中国电影探寻民族风格的重要作品，田华功不可没。
主演电影《白毛女》之后，田华又相继主演了《花好月圆》、《党的女儿》、《江山多娇》、《奴隶的女儿》等多部电影，她的表演朴实自然、情真意切，富于生活气息，形成了生活化的表演风格。特别是在《党的女儿》中，田华成功地扮演了李玉梅这个角色。虽然这个角色感情起伏较大，还要在殊死搏斗中显示出主人公的智慧、觉悟和爱憎分明的感情，但田华演起来却错落有致、拿捏得当、粗犷中含有细腻，标志着田华的表演从个性化的展现，进入到了性格化的塑造。茅盾在评价该片时曾说：“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的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杰出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1940年参加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经常跟随剧社到各地进行宣传演出，并且在许多话剧中都担任角色。
1950年，田华获选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翻拍自同名歌剧的剧情片《白毛女》中扮演“喜儿”，这是她第一次登上银幕，凭借此片田华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1958年，田华在根据赵树理小说《三里湾》改编的历史题材电影《花好月圆》中扮演范灵芝 。在历史题材影片《党的女儿》中扮演李玉梅。同年参与拍摄历史题材电影《江山多娇》，田华在剧中扮演女青年岳仙。
1959年田华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了一名军队电影演员。
1962年在根据海南战役史实改编的纪实影片《碧海丹心》中扮演肖汀。
1963年拍摄剧情片《夺印》，饰演女主角胡素芳。
1964年在历史传记类影片《白求恩大夫》中扮演老冯。
1965年拍摄悬疑谍战片《秘密图纸》，扮演女侦查员石云。
1978年田华在历史题材影片《奴隶的女儿》中扮演曾未之。同年在反特故事片《猎字99号》中扮演党委书记。
1980年田华主演纪实电影《法庭内外》，扮演刚正不阿的女院长尚勤，凭借此片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1981年在剧情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扮演颜少春。
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中，田华获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
2008年参演导演江平执导的青少年励志电影《寻找成龙》。
2009年9月，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的音乐舞蹈晚会《复兴之路》，和陈铎一起朗诵词作家庄奴、乔羽合写的诗歌《海峡愿景》。同年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
2010年客串演出由朱时茂自导自演的贺岁喜剧电影《戒烟不戒酒》。 10月16日出席第十九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之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并获得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身成就奖。
2011年6月，参与在庆祝中国 *** 成立90周年文艺晚会《我们的旗帜》演出。9月参演张扬执导的温情电影《飞越老人院》。
2014年1月16日参与“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晚会演出，朗诵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台词片段。
2017年12月18日，参演电影《步步为营》。
2018年1月7日，出席“薪火相传迎新春——2018年老艺术家春节联欢晚会”新闻发布会。1月20日，参加“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18春节大联欢”。4月30日，参演的电视剧《宣武门》开播。
2018：宣武门
2018：步步为营
2015：执行（电影）
2012：飞越老人院饰演：田老太太
2010：戒烟不戒酒客串： *** 班
2009：寻找成龙
1988：柳菲的遗书多梦时节
1986：党小组长决策小铃铛（续集）
1985：通天塔
1981：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1980：法庭内外
1978：峥嵘岁月猎字99号奴隶的女儿
1965：秘密图纸
1964：白求恩大夫
1963：夺印
1962：碧海丹心
1959：江山多娇风暴
1958：花好月圆党的女儿
1950：白毛女
田华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团长、全国妇联委员、文联委员、影协理事，现在也还有很多社会活动，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忙人。但她却总是一副精气神儿十足的样子。问到她的养生之道，她认为，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中，老有所为是最重要的。老年人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态，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会适应社会，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田华常提起她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比上很不足。下联是：比下很有余。横批：知足常乐。
她喜欢和年轻人多交流。她认为年轻人的朝气会感染老人，他们的欢笑更会感染老人。心情好了，身体就不容易衰老。
田华有一套自己的锻炼方法。坐时、躺时就顺便支支腿脚、胳膊；在艺术学校闲着的时候就爬爬楼梯。每天她都坚持念绕口令。她认为，老年人不宜剧烈运动，活动方法也应因人而异。
满头银发的田华，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她说一个人的生命会走向衰老，但一个人的心应该永远年轻。
田华认为田华简介，心理养生很重要。心理养生，就是从精神上保持良好状态，以保障机体功能的正常发挥，达到防病健身、延年益寿的目的。心理养生主要应淡泊、乐观、善良、宽容。
淡泊即恬淡寡欲，不追求名利。淡泊的心志使人始终处于平和的状态，保持一颗平常心，将一切有损身心健康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乐观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性格和心境，它可以激发人的活力和潜力，从而解决矛盾、克服麻烦、逾越困境。
善良心存善良，就会始终保持泰然自若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能把血液的流量和神经细胞的兴奋度调至最佳状态，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宽容学会宽容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能及时排泄仇恨、委屈，保持正常心态，防止出现不良心理的恶性循环。
主演的《白毛女》在文化部1949年至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获一等奖，田华本人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提名
1981年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法庭内外》
获奖
2010年第19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之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身成就奖
2009年第12届中国电影表演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
田华在众多的人物创造里，个性鲜明，感情逼真，不仅在演技上，逐渐成熟，也注意了她自身的气质与角色性格之间不同的再挖掘。以丰富的生活体验，成熟的艺术经验，为中国电影塑造了一些有民族品质，有血有肉的新东方女性。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有着辉煌成就的艺术家。晚年，仍以高昂的感情，在各类大型社会活动中，频频露面，继续一个演员的职责。
‘柒’ 赵树理的作品被拍成电影的有哪些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