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老电影万家灯火演员表
角色
演员
阿金 严皇
妮妮 史恰恰
蓝又兰 上官云珠
胡智清 蓝马
陈太太 王苹
钱剑如 齐衡
小赵 高正
职员甲 毕联录
职员乙 曹大庆
汪小姐 张慧
马小姐 李静康
朱志豪 卫江
阿珍 李宛青
胡母 吴茵
胡春生 沈扬
生媳 傅惠珍
大宝 秦小龙
小玉 于复瑛
金先生 金乃华
金太太 王静安
照相师 奇梦石
钱太太 欧阳红樱
女工甲 方维丽
女工乙 熊伟
女工丙 程漪芸
男工 吕华
擦皮鞋者 奚里德
失金者 傅伯棠
医生甲 石炎
医生乙 季虹
警察 徐默
㈡ 谁知道这部电影的名字一部很老的电影五六十年代的吧！
《万家灯火》，是40年代后期“昆仑”影业公司出品。
大儿子(蓝马饰演)是公司职员，妻子(上官云珠饰演)和小女儿。在上海滩一家三口生活是算不错的。接着乡下的老母亲(吴茵饰演)带着小儿子一家人(5口人)突然来到，8个人挤在一起，后来大儿子因与公司老板(还是同乡)口角，丢了饭碗，结果很惨！
㈢ 上官云珠一一“事在人为”的悲哀与困惑
上官云珠上海四十年代的电影女明星。
她的一生如同天上一颗美丽而孤独的星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丝泪痕….…
她曾经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她经是电影上一个熠熠发光的美人儿。
上官云珠在上海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不过她相信事在人为，她相信一分汗水换一个成就。
命运曾经对她如此的厚爱，她如同初生的朝阳，冉冉升起，照亮天空。
上官云珠不由舒心地笑了，事在人为是绝对的真理。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自己肯吃苦受累，命运一定会向她张开双臂.……
只不过，命运有时也会对她开玩笑。
曾几何时，天地巨变，金屋败瓦，口诛笔伐，拳打脚踢……
上官云珠困惑地看着这一切，她不明白为什么“事在人为”吃不开了。
于是在那个阴沉的黑夜，她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望着天空惨淡无泪……
不久之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上官云珠了。
她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上官云珠原名韦均荦，1920年出生于江苏江阴。
韦均荦的家境并不富贵，她在家中排行老五。
小家碧玉的韦均荦长相甜美，巧目盼兮….…
那时候的江阴城内都知道韦家有个天仙似的小姑娘。
在苏州求学的韦均荦，在她哥哥的介绍下认识了哥哥的同学张大炎。
张大炎是她同乡的一个富家子弟，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在她所就读的学校做老师。
颜值与才华并存的张大炎，在学校颇受学生的尊敬与喜欢。
张大炎在讲课中爱上这个娇若如兰的韦均荦，他愿意等待心上人长大的那一刻.……
张大炎身上那股富家公子气质也深深地吸引着从小在清贫家庭长大的韦均荦，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
张大炎对心爱的姑娘照顾有加，两个年轻漂亮的人儿，一来二去，就此对上眼了。
和张大炎在一起不久后，韦均荦便有了身孕。
未婚先孕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张大炎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决定迎娶才十六岁的韦均荦。
可是门名望族张不同意这门亲事，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孩未婚先孕，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女人。
可是，张大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地要娶韦均荦，张家人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答应了他。
十六岁的韦均荦退学结婚了，过上了她少奶奶生活。
婚后没多久，上官云珠就生下了儿子张其坚。
可是，张家人始终都不待见她，他们认为这个女人是个“狐媚子”。
幸好那时候的张大炎对她一往情深。
日子也就这样过去了……
谁知道，儿子张其坚出生一年多后，抗战爆发了，为了躲避战乱，韦均荦随着婆家辗转到了上海。
在上海张大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教员的工作，但是薪水微薄，勉强维持家里的开销还是有点困难。
为了能够减轻丈夫的负担，韦均荦在何氏照相馆做了店员。
那时候的韦均荦只想做个贤妻良母。
照相馆老板何佐民十分器重韦均荦，那是因为她有着姣好的容貌，落落大方的气质，江南女子的乖巧秀美。
精明的何老板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商机。
韦均荦上班的第一天，何老板就为她买了很多时尚好看的衣服，还为她拍摄很多娇媚美丽的照片放在橱窗里，作为店里的招牌。
单纯的韦均荦只是觉得何老板人很好，这时候的她心中只有丈夫儿子。
不过天生丽质难自弃，红粉佳人人皆羡。
韦均荦的美貌吸引了很多顾客前来观看本人，照相馆的生意也随之火热起来。
原来美貌也可以成为赚钱的资本呀！
韦均荦开始意识到自己美丽的重要性，她明白了要想走得更高更远，打扮好自己很重要，这样才能蓬荜生辉。
韦均荦在大上海学到的第一门功课就是学会打扮自己。
当初那个单纯的小女孩不见了，这让她的丈夫张大炎感到惶恐不安。
要知道这大上海可是一个大染缸啊！
张大炎开始烦躁，开始郁闷……
可他没有和妻子说，只是一个人苦恼着……
无疑韦均荦的美貌为她带来了很多好处。
老板何佐民每次出席重要宴会与聚会，都会带韦均荦，而韦均荦也是因为何佐民才得以踏上电影界。
随着何氏照相馆的生意越来越好，很多当时的电影明星也来此拍照了。
“拍电影，当明星，多美好。”
19岁的韦均荦迷上了拍电影，她向当时的“袖珍小生”顾也鲁请教如何拍电影。
“韦小姐，你先把国语学好吧。”
顾也鲁亲切地说道……
“原来拍电影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可是韦家人的脾气是定下来的事就必须要做到。
执着的韦均荦在何佐民的帮助下，报了一所表演培训班，只要得空，她便会拼命学习囯语和表演知识。
如此努力勤奋的她因为表现出众进入了新华影视公司的培训班。
在这里，公司老板张善琨看上了她，并决定让她在电影《王老虎抢亲》中出演女主角。
那部电影的导演嫌韦均荦名字太俗，还为她取了个艺名“上官云珠”。
韦均荦，不，上官云珠高兴级了，她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实现得如此快。
张善琨很快就利用新闻媒体资源，在开机前举行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官云珠穿着靓丽的旗袍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由于张善琨的积极炒作，上海市民从报纸上得知了上官云珠的名字，21岁的她一夜成名。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张善琨捧上官云珠并不是因为真的想要她做女主，而是因为当时他和女明星童月娟因片酬发生矛盾。
张善琨灵机一动，选择了上官云珠，以压制童月娟。
后来张童俩人和好以后，上官云珠便被换下来了。
而换人的理由是上官云珠什么也不会，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木头美人。
紧跟着媒体便又用“ 虚有其表，绣花枕头一包草” 来嘲笑上官云珠。
涉世未深的上官云珠就这样被人给耍了，她悲伤地躲在被窝里大哭一场。
张大炎见妻子如此的悲伤，感到既心疼又安慰，他觉得妻子经过此劫，一定会知难而退。
可惜的是，张大炎太不了解自己妻子的脾气了。
经过此次打击，反而坚定了上官云珠要当明星的决定。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这口戏饭我吃定了！”
上官云珠的丈夫和父母反对她做演员，可是上官云珠却清楚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管丈夫怎么反对，她都下定决心了。
夫妻二人的矛盾越发严重，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
最后二人在1943年离婚，张大炎带着儿子张其坚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江苏老家。
离婚后的上官云珠除了每天钻研演技，就是把大部分收入用在买各种各样的衣服上，精心包装自己。
其实在上官云珠还未与张大炎离婚之时，她便结识了在上海话剧界很有名望的大才子姚克。
姚克是一个留洋归来的世家公子哥，他与鲁迅先生交往很是密切。
后来鲁迅病逝后，由生前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弟子来抬棺，姚克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当时的姚克也是有家室的，他的妻子是位美国人。
不过上官云珠对此却丝毫不介意，她还是不管不顾和姚克谈恋爱了。
最后姚克和美国妻子离了婚，他的妻子一个人回到了美国。
1944年，上官云珠与姚克在上海登记结婚。
不可否认，上官云珠嫁给姚克是有其功利性的，她需要姚克为自己出谋划策，她明白姚克对自己事业的重要。
当然了，这场婚姻里除了功利，还有爱情，只是塾轻塾重，恐怕上官云珠也说不清楚。
婚后在姚克的帮助下，上官云珠得到了很多她想要的东西，富贵、名声以及上层社交。
平民出身的上官云珠也踏入了上流社会，她和很多名流作家演员平起平坐。
自从与姚克结婚后，上官云珠过上了真正的阔太生活。
上官云珠的衣橱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旗袍，以及搭配旗袍的羊绒披肩、短袖披肩和手袋，还有梳妆台上一管管色号不同的口红和香水。
不过这种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她放慢事业的脚步。
不久之后，上官云珠为姚克生下了一个女儿。
姚克很爱这个女儿，他为爱女取名姚姚。
姚克希望作为母亲的妻子能够安下心，在家里面抚养女儿到5岁，再出去工作。
可是上官云珠不是传统女性，她的心在银幕上，而不在家里头。
姚克虽然留过洋，但骨子里是传统的，他对妻子的不满在增加。
1946年，当上官云珠去北方演出时，姚克爱上了一个富家小姐。
上官云珠得知后，大哭大闹，心灰意冷。
倔犟的上官云珠立即与姚克离婚了，和第一段感情一样，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姚克虽然移情别恋，但他不想离婚，他爱女儿，但上官云珠已经绝了情。
悲愤不已的上官云珠带着仅有两岁的女儿离开了姚克。
姚克此生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姚姚。
思想自由的姚克在解放前夕离开上海去了香港，1968年又携全家定居美国。
姚克在临走前曾想带姚姚去香港，可是上官云珠誓死保卫她的胜利果实，由此断送了女儿一生的前途与性命。
婚姻失败的上官云珠在离婚后迎来了她的事业高峰，然而这一次事业高峰也是由男人带来的。
上官云珠与姚克离婚后，没有了丈夫帮助的她曾经沉寂过一段时间。
不过上天毕竟待上官云珠不薄，她在不久后遇到了另一个贵人蓝马，她的事业就此走上了新的高峰。
蓝马是一位资深的男演员，他外表豪放并且演技精湛。
上官云珠与蓝马合作了一部话剧后，二人便相恋了，在蓝马的帮助下上官云珠的演技更上一层楼，蓝马还努力为她争取拍电影的机会。
在蓝马的帮助下，上官云珠出演了很多耳熟能详的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脍炙人口的电影，自此以后，上官云珠成功跻身为上海当红一线女星。
不出别人所料，这对恋人同居了。
可是不久以后，上官云珠与蓝马的感情又产生了矛盾。
上官云珠喜欢精致的小资情调，而蓝马则比较随意，他们两人在生活中经常吵架，拍戏时也常常会吵架。
“上官，我是单身惯了的人，我们分手吧！”
上官云珠与蓝马也没有走到一起……
纵观上官云珠的每一段恋情都只维持了三四年的时光，最后都是以不同的理由分道扬镳。
这是为什么呢？
上官云珠与蓝马尚未分手之时，又一位令上官云珠心仪的男子走入了她的生活。
风度儒雅的剧院经理程述尧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他的出现改变了上官云珠的生活。
这位男子风度翩翩，斯文儒雅，习惯穿燕尾服打领带，知书达理又有学问。
上官云珠觉得此人可托付终身……
蓝马识相地退出了，上官云珠如愿以偿。
1951年，上官云珠与程述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对上官云珠来说，程述尧是最适合她的男人。
程述尧为人很善良，他对上官的女儿姚姚很好，完全是视若己出，即使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灯灯（后跟随母亲姓改为韦然），依旧很疼爱姚姚。
“我们现在要疼爱灯灯，更要疼爱姚姚！”
程述尧抱着姚姚亲妮着笑着说。
姚姚把程述尧当成亲生父亲，他们父女是如此的合拍。
上官云珠对姚姚很严厉，姚姚怕死妈妈了，但她愿意与程爸爸亲近。
上官与程述尧婚后非常的幸福，他们一家人相处和谐。
这时候的上官云珠春风得意，万事如意。
可是上天爷又给她开了个大玩笑………
在三反五反中，程述尧被告发贪污剧院款项。
老实的程述尧经不住日夜逼供，他无奈地选择了招供。
单纯的程述尧只想早点回家休息。
可是如此一来，程述尧便坐实了贪污犯的罪名，为此丢失了兰心大剧院的经理一职。
当时的上官云珠知道时代变了，她正努力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可是自己的丈夫却成了贱民。
上官云珠向程述尧提出了离婚，她不能为了一个好男人影响了前程。
起初程述尧根本不同意离婚，他挽留了许久，甚至是哀求。
周围人也来劝说上官好好想一想，可上官云珠只想要好好拍戏。
1953年上官云珠与程述尧离婚了，当时只有一岁的儿子韦然给程述尧抚养。
程述尧后来又和上海着名交际花吴嫣结了婚。
戏比天大，事在人为，无所顾忌。
在上官云珠的心里永远只有戏，她为了拍戏能够舍弃一切。
只是当时的上官云珠没有想到，程述尧会有平反的那一天。
此时的她什么都不想，她是如此的要强，赤脚才要赶上形势….…
不怕吃苦，不怕受罪，紧跟形势，努力改造。
以前喜欢的旗袍、香水，首饰都以扔进了垃圾桶，上官云珠准备脱胎换骨，顺应当前形势的发展。
与程述尧离婚后，上官云珠与演员贺路住到了一起。
这是上官的第五次婚姻，也是她的最后一次婚姻。
上官云珠因为复杂的情感关系，被认为有生活作风问题，于是被组织禁演五年，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此时的上官云珠只能忍气吞声，不过她依然相信“事在人为”。
只要听话，肯吃苦，就能时来运转。
在没有戏演的时候，上官云珠去灾区筹款义演。
只要还在舞台上，那就不能放过每一个机会。
就这样，上官云珠每天都在义演，甚至连吃住都在舞台上，一连演出了一百三十一场的上官昏倒在了舞台上。
勤奋隐忍到底换来了希望……
1955年，上影厂准备开拍《南岛风云》，和上官感情深厚的黄宗英想起了还在坐冷板凳的上官，极力推荐了她。
上官很珍惜这次机会，在外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上官云珠成功地通过这部电影改变了自己的戏路，完成了脱胎换骨地转型。
昔日银幕娇滴滴的大美人不见了，一位雄纠纠气昂昂的女共产党员出现了。
上官云珠是天生的演员，这是她的幸运，亦是她的悲哀。
这一次演出让上官云珠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称号。
毛主席曾经在一年中七次接见上官云珠。
上官云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她又成了万人嘱目的大明星。
看来这“事在人为”的确错不了….…
有了成绩的上官云珠更加坚定了决心，她下农村，做苦力，吃粗粮。
疲劳过度的上官云珠吐血了，可要强的她从不在人前示弱。
可惜的是，她不知道，人们关心不是她的今天，而是她的过去。
上官云珠最大的悲剧在于她不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她的种种努力在有些人眼里就是一个笑话。
短暂的光彩过后，上官云珠又沉寂了。
心情不畅的上官云珠患上了乳腺癌，后来又查出了脑肿瘤。
躺在病床上的她想的依然是戏……
“只要让我再上一次银幕，我死也甘心！”
不会再有机会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上官云珠的过去成了她的罪状，她遭受前所未有的恐惧与凌辱。
上官云珠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就被调查了，她遭到了严重的批判。
在被调查期间，相关调查组不顾上官云珠的疾病，对她进行批斗、审讯、毒打。
不仅如此，连女儿姚姚也贴了大字报，声明与母亲划清界限。
一切都完了！
1968年，经受不住皮鞭辱骂的上官云珠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上官云珠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她不解地看着这个世界，她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难道是我努力得还不够，为什么我总也改造不好呢？”
视戏如生命的她无力再想了，疲惫不堪地她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
泪水，一串串泪水，呜咽着，哭泣着….…
身体虚弱地上官云珠低声说道一一
“姚姚，我的宝贝，你好自为之吧！”
一阵微风吹过，阳台上己不见人影……
据说上官云珠在自尽前，曾经见过女儿一面，让她有机会就去香港找爸爸。
可是上官云珠不知道，女儿姚姚也与她一样，死于非命！
上官云珠跳楼的第二天，卖蔬菜的人发现了她，他没有吃惊，因为已经习惯了。
路上行人匆匆，谁也不去关心，他们也习惯了。
一个名人的离去没有引起任何风波。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自顾不上，谁还记得曾经耀眼的她。
一个人在时代的旋窝中是如此的渺小……
上官云珠死后，没有留下骨灰，她如一阵烟，消失殆尽。
这“事在人为”真是让人难懂啊！
一江春水向东流，人生长恨水长东。
作者简介一一婉儿（婉㚥）：一个喜欢读书，痴迷历史的女子，爱写文章的小女子。什么是好文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写文章就是写自己想说的话，想写的事。这就是我，一个尘世中的俗人，何愁深谷空，幽兰自飘香！
㈣ 求老电影艺术家于洋的生平还有简历
(1930.10.4－) 演员、导演。
祖籍：山东龙口市。中国影视演员、导演。原名于延江。1945年长春市文化中学肄业。曾在长春市公安局任职，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文化教员。1947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在《留下他打老蒋》、《桥》、《中华女儿》等影片中饰演角色。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1955年至1957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修班学习。1957年毕业后主演《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大浪淘沙》等影片。1977年转任导演，拍摄《戴手铐的“旅客”》、《大海在呼唤》等影片，并导演《哪儿是我的家》等电视连续剧。是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1989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第19届金鸡百花节获得“终身成就奖”
演出影片1947：留下他打老蒋
1949：桥、中华女儿
1950：卫国保家
1951：走向新中国
1952：葡萄熟了的时候
1954：山间铃响马帮来
1955：怒海轻骑
1958：生活的浪花 英雄虎胆 山里的人
1959：飞越天险 矿灯 青春之歌 水上春秋 粮食
1960：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革命家庭 五彩路
1961：暴风骤雨
1966：大浪淘沙
1974：火红的年代侦察兵
1975：第二个春天
1980：戴手铐的“旅客”
1982：大海在呼唤
1989：女贼
1993：大海风 导演故事片
1977：万里征途
1980：戴手铐的“旅客”
1982：大海在呼唤（与杨静合作）
1984：骑士的荣誉（与德勒格尔玛合作）
1985：驼峰上的爱（与杨静合作）
1987：孤帆远影
1993：大海风
2003：惊涛骇浪
物生平于洋是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人，1930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六岁那年，闯关东的父亲病死关外，家乡又遭灾，这突来的天灾人祸，迫使母亲带着他流落到东北。在长春，他遭受过孤儿院的虐侍，也饱尝过流浪街头的凄苦。直到替人做佣人的母亲攒下点血汗钱，才把他送进小学读书。1942年，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为一部儿童片挑选临时儿童演员，于洋抱着自己找些活路以减轻母亲负担的心理经人介绍去应试。结果被选中。于是，在半工半读生活中，他接触了电影表演。
1945年，他那在八路军中工作厂多年的哥哥随部队来到长春，找到了他，并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十五岁的于洋参加革命队伍后，当过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参加过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以后又作为解放军的文化干事，参加过四平保卫战、长春围歼战，并在某部炮兵团获得过四野颁发的渡江战役纪念章
1947年11月，于洋奉命来到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参加《留下他打老蒋》的拍摄。在这部短故事片里，他扮演我军连长。从此，他正式开始了电影演员的生活。
《留下他打老蒋》的导演伊琳，做为于洋在电影艺术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首先教给于洋的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革命文艺宗旨。并且还告诉他，在表演中生活是基础，没有真实感受，表演就不可能真实。同时，陈波儿、王滨等都对于洋有过殷切的希望和具体的帮助。
1948年我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故事片《桥》开始拍摄。在这部影片中，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国家的主人出现在银幕上。于洋在影片中饰演了青年工人吴一竹。他的表演纯真、质朴，表现出获得翻身解放的炼钢工人，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勇于克服困难的可贵品质。
1949年，于洋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于洋还参加拍摄了《中华女儿》、《卫国保家》等多部影片。在拍摄这些影片的过程中，他接触到刘琼、谢添、陈强、张平等很多有经验的老演员。从他们身上学习了许多长处，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创造中来。他尤其不能忘怀自己的良师与益友——蓝马。于洋与蓝马是在1951年拍摄《走向新中国》时结识的。在影片中，蓝马饰工程师，于洋饰炼钢工人。从体验生活，到实地拍摄，他们一直在一起。影片《山间铃响马帮来》（1953）中黛乌这一形象的塑造，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次可喜尝试。黛乌是一位苗族青年，边寨的联防队长。于洋以富于激情的表演，塑造了这位勇敢、顽强、纯朴、坦率的苗族青年形象，得到观众的喜爱。
1955年，于洋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训练班，集中学习了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主的现实主义表演理论。如果说，从前他是在广泛的学习和探索中走过来的，那么这次学习，带给他一次运用理论系统地总结自己过去艺术上成败得失的机会，从而使自己的表演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其重要标志，就是他在电影学院表训班毕业后不久，在影片《英雄虎胆》（1958）中塑造的我军侦察员曾泰的形象。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是于洋演员生活的黄金时代。他连续参加《飞越天险》（1958）、《青春之歌》（1959）、《矿灯》（1959）、《水上春秋》（1960）、《暴风骤雨》（1961）等影片的拍摄，塑造了赵中凯、江华、傅东山、华小龙、肖队长等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暴风骤雨》中土改工作队肖队长的形象塑造很有光彩。他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把当年参加上改时见到过的几个工作队长的精神风貌、言谈举止，经过艺术加工，熔铸到肖队长的形象中，把自己当年饱含深情访贫问苦的情景溶化在肖队长与贫农赵玉林等人物的感情交流中，语言和动作真切自如，在肖队长这个形象身上显示了于洋那种刚毅、深沉、真挚、富有激情的表演风格。
1964年，于洋参加了影片《大浪淘沙》的拍摄。他扮演了主要角色靳恭绶。这个人物耿直、倔强，勇于追求真理，愿为真理而献身。于洋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追求革命、不断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演得真实贴切，很好地体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鲜明个性。影片摄制完成后，还没来得及上映，“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部影片包括于洋所塑造的靳恭绶的形象，也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判。粉碎“四人帮”以后，影片才同观众见面，受到好评。“文化大革命”中，于洋在中止了一段银幕形象创作后，曾参加了《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等影片的拍摄。
2003年，于洋出演电影《惊涛骇浪》之后，便处于隐退状态，长达7年未参加电影与电视剧的拍摄演出。直到2010年，“老偶像” 再度出山，在《天堂秀》中饰演一个德高望重、“泰山北斗”级的老艺术家。于洋表示，他之所以出演该剧，主要因为被题材吸引，被剧集中所透出的浓郁苏州文化吸引。
㈤ 谁能说出中国三、四十年代着名导演、演员
记得有个叫冯喆的,演员
㈥ 向上官云珠的经历有研究的大侠请教
上官云珠之死
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在2006年底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我的母亲上官云珠：不尽往事红尘里。配了一些照片，转贴如下：
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谁又知道，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
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平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平反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
比起她在荧幕上演绎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云珠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缠绕着大历史与人性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令人喟然长叹，黯然神伤。
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上官云珠（1920—1968）
口述◎韦然 记者◎李菁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5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我手里还有一张母亲穿着泳衣，和张大炎在家乡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亲在当地确实属于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被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因为他举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知道后很委屈，黄宗江曾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着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客观而言，母亲在进入这个圈子时没什么特殊的优势，但母亲比较聪明，她也会利用一些关系，比如与姚克的结合，与蓝马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她的演艺道路都有帮助。但光有这些关系，也不足够。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路。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组成妈妈这一代电影人的成分复杂，有国统区的，有延安来的，也有沦陷区的，这些人到了解放后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几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我想，她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固然有从谋生中学习来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于本性。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剧”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跑到燕京大学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我父亲。其实父亲算不上“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学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活跃分子”。父亲被关在沙滩红楼地下室(注: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多月，后经亲友斡旋才解救出来。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于是之后来在话剧《雷雨》里演周萍，有一个情节要跳窗而去，我听爸爸说过，于是之跑到灯市口附近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地练习。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时候在上海电影剧团的托儿所，和黄宗英的儿子、寄养在她家的周璇的儿子都在一起，有时候赵丹家的保姆也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下了班后父亲再到他们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种关系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来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那个时候，电影圈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四分五裂，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孙维世与金山结婚，母亲带着我姐姐，江青带着李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父亲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以为数目不多，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以尽早摆脱麻烦，于是母亲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父亲显然太天真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这样一来，他就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
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每次都积极参加，甚至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很多父母当年的老朋友谈及此事，认为只有父亲程述尧与母亲最合适。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说服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当父母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
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到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年，母亲与贺路各花各的钱，平时是贺路向母亲交“饭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这个家里，他与母亲周围的朋友也格格不入。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我也没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逛街的任何记忆。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一次体检时他查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着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其实父亲那时在“兰心”戏院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正要重新进入文艺界工作。但1955年，吴嫣因为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财产也被充公。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后来就在电影院里做起送胶片、领位员的工作，见到他的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个落魄的老头儿在国共合作时还为美方做过翻译呢？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被宠爱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我从小到大的语言能力都非常好，但小学升初中的语文考试考砸了，就是因为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庭》，别的孩子自然都会写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会写。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赵丹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孙道临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孙道临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我回了上海，周一至周六在母亲家住，周日去父亲家。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是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与继父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她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绝离开上海。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第二天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记得那一天，我们俩在一个空旷的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里，各自捡了一块砖头坐下。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但第二天他告诉我，那位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会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才仅仅活了31岁……-
㈦ 60年代22大电影明星之外，还有哪些演员让你难以忘怀呢
1962年的中国22大电影明星，是在当时的四大电影厂提交上来的名单中选定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电影厂并没有把最好的演员全部提交上去，造成了很多明星遗憾出局，因此，这次评选是不太公平的。
首先，这是评选新中国的影星，那些在解放前大放异彩，但已经离世，或者建国后没有太大作为的老牌影星就都没有计算在内。这一点是没问题的，毕竟我们选的是新中国影星。
不得不说，现在看来有很多经典的影片，都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产出来的。无论资金和技术，都无法与现在相比。但那个年代的影片带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却是我们现代人所缺乏的。大家说，是这样吧？
㈧ 亲手将唯一儿子送走后，29岁的姚姚没有亲人依靠，却不愿意成家
张爱玲曾说：“ 我也相信爱可以排除万难；只是，万难之后，又有万难。 ”
以此话来形容民国时期上海滩着名影星上官云珠的爱情，再合适不过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上官云珠女儿姚姚的爱情。
她们，一个靠爱情面对现实；一个靠爱情逃避现实。
一
1961年，姚姚17岁。
17岁，花一样的年纪，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少女，在感情一事上，往往都是懵懂无知的。
锦瑟年华，“寻得一人心，从此相与依”，是许多少女常常会幻想的事情。
姚姚也是其中的一员。
这一年的她，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不仅长得与母亲一样高，还继承了母亲的颜值，美丽娇小。
不过，上官云珠对姚姚的管教很严，除了在教育上严格之外，她也会插手姚姚的穿着。比如，她会让姚姚和自己一样穿自制的绷裤，从而保持身材的苗条。
在上官云珠看来，她自己是演员，自然要注意形象。而姚姚是她的女儿，也不应该差到哪里去。
故而，除了要求姚姚保持身材之外，上官云珠还会给姚姚购置很多奢侈服饰。在那个男女老少都普遍穿着布鞋的年代，姚姚却天天踩着一双皮鞋去上学。
不认识她的同学一看到那身服饰，都自觉地在心里给她打了个标签： 娇小姐 。
殊不知，所谓的“娇小姐”只是表面“娇”而已。姚姚虽然看起来光鲜亮丽，可她不过是按照母亲的要求在打扮自己罢了，就像洋娃娃一样。
但在穿漂亮衣服一事上，姚姚确实是开心的。这样子的她，看起来比一般同学要优裕。每每想到这，姚姚的面容总会洋溢着得意的笑，但她很快就收敛了，因为这种思想意识在那时是不被允许的。
再加上，在上官云珠的打骂下，姚姚这点凭外表而升起的小自信很快就没了。而和这份自信一起被扼杀在摇篮中的，是她的初次心动。
那时，中苏两国正致力于建设友好关系，中国电影市场上唯一的外国电影便是苏联电影。因此，许多学生常常都会约上三两好友去看电影。
不过，有些人还是会倾向于集体活动，与班里同学一起去，姚姚就是在这时对班里一个男孩子心动。
那个男孩子是资本家的儿子，“ 很像一个纨绔子弟，干什么都是吊儿郎当的，跟要求进步的同学不怎么来往。 ”
当然，一般要求进步的同学也不会和他这类人混在一起，容易受影响。可同样追求红色进步的姚姚却喜欢上了他这般“出身不好”的小开。
与腼腆害羞的女生不一样，姚姚虽然内向，但行事却不拖泥带水，在明确自己的心意后，她很快就给那男孩写了信。
尽管在信中，姚姚只是写了“她喜欢《复活》，约他一起去看苏联电影”而已，但还是被男孩发现了隐藏在字眼中的少女情怀。没有明显的“喜欢”字眼，却有明显的“暧昧之情”。
不知是出于不喜欢姚姚的心理，还是害怕触犯学校规定的想法，那男孩将信交给了班长，而班长，将其交给了能给姚姚致命一击的老师。
很快，姚姚给男生写信的事，在整个学校里传开了。很多人开始在背后议论起她，说：“ 姚姚是一个比较轻的女孩子，她对男同学的举动也常常很随便，高兴起来，会从背后抱别人一下啦，她就是这样的做派。 ”
知道自己的信件被曝光后，姚姚又害羞又气愤，她不再肯去学校，连续两天躲在家里，抱着被子哭。
不知道她是在哭自己的少女心事被公开，还是哭母亲的冷漠。
从老师那得知这一事后，上官云珠极其生气，回到家来边吃饭边骂姚姚。从小就害怕母亲的姚姚在当时并没能上桌吃饭，她一直站在上官云珠后面，轻轻打着扇。
扇子一上一下，打出来的风轻轻的，像是要抚平上官云珠的怒气一般的轻柔。可上官云珠并没有这么容易消怒，她骂得不顺心了，就转回头打姚姚一个耳光，似乎只有这样，她才能不气。
至于姚姚，被打了也不哭，表情没有一点变化，“ 什么也不说，谁也不看，接着给妈妈打扇，一下一下地扇着。 ”
常言道，花一样的年纪，理应去过花一般绽放的日子。姚姚此时就是正值花季，可在那个年代，她没有自由，活在母亲阴影下和 社会 压迫下的她，“绽放”不起来。她无法光明正大地喜欢一个人，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活着。
可上官云珠在她那个年纪，却能随心所欲地谈“喜欢”。
也正是因为这样，姚姚的同学们才会议论说：“ 她妈妈在生活上就是比较随便的。 ”
二
1936年，原名为韦均荦的上官云珠为结婚而退学，嫁给同乡一个富家子弟，名叫张大炎。
这时的上官云珠，才16岁，比姚姚当时第一次对男生心动还要小1岁。而且，那时的她还已经有了孩子。
众所周知，在当时那个时代，未婚先孕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说出去都会被人骂上几句。而且，人们也只会骂女孩子，说她们不检点，不正经。
好在，张大炎是真的喜欢上官云珠，为了不让她沦为乡里人的谈资，他无视父母的反对，执意娶了上官云珠回家。
就这样，上官云珠走出了贫穷窟，过上了少奶奶生活。
只是，张家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待见过她，在他们看来，上官云珠就是坏女人，“狐媚子”。就算她给张家生下了儿子张其坚，也改变不了张家人对她的厌恶心理。
而她与张大炎的感情，也在时间中慢慢变淡。不过，真正导致两人感情破碎的原因还是在于上官云珠的思想变化。
在抗日战争的影响下，一开始只想做贤妻良母的上官云珠不得不改变人生规划，她不能再继续当少奶奶了，必须得外出谋生计，减少张大炎的负担。
于是，凭借着自己的美貌，上官云珠最后踏进了电影圈。在21岁这一年，她一夜成名，成为了上海滩家喻户晓的明星。
对此，张大炎并没有感到开心，他压根就不想让自己的妻子在外抛头露面。可上官云珠已经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了，她只想走得更高更远，不想倒退回最初的模样。
慢慢的，两人矛盾越来越多，沟通却越来越少。于1943年，上官云珠和张大炎离婚，儿子张其坚归张大炎抚养。
恢复单身后不久，上官云珠又投入了新的恋情中，与上海演剧界的才子姚克，即姚姚的父亲在一起。
其实，早在没离婚前，上官云珠就结识了姚克，而且两人当时都有家室。或许，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互相看对眼了，不然上官云珠也不会一离婚就和姚克在一起了。
可上官云珠没有了家庭，姚克却还有，那时的他仍和美国妻子在一起。对此，上官云珠是知情的，但她不介意，因为她知道，姚克会离婚的。
确实，如上官云珠所想，姚克很快就和妻子离了婚，并于1944年和她在北京结婚。
对于这场婚姻，有人说，上官云珠想嫁的不是姚克这个人，而是姚克身上的“资源”。身为上海演剧界名声响亮的人，姚克所结识的人大多都是名流贵族，以及各界着名人士，像鲁迅这样的大文豪，都在姚克的好友圈内。
事实证明，在姚克的帮助下，上官云珠的事业确实越发顺利。而且，身为姚太太，她也算是上流 社会 的一员了，能与众多名流平起平坐。
可以说，是姚克将上官云珠带到了“象牙塔”顶端。只不过，这所谓的“象牙塔”并非圣经中所说的那个象牙塔。因为它不是完全的理想之地，若是上官云珠不继续奋斗，那她就会被人踩踏，重回底层。
故而，在生下姚姚后，上官云珠并没有什么时间陪伴孩子。她常常不在家，经常排戏排到半夜，第二天又大一早离开。对此，姚克其实是不满的，他希望上官云珠能在家带姚姚，至少也要将孩子带到5岁再回去工作。
可上官云珠不再是韦均荦，她不想再当贤妻良母了，她只想演戏，继续在银幕上绽放自己的美丽。
因此，上官云珠把自己的生活重心都放在了演戏上。但有时，事业心过于强，也不是一件好事。随着排戏越来越多，上官云珠完全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姚克。
1946年，姚克出轨。得知此事后，上官云珠果断地选择了离婚，完全不顾及旧情，也不考虑姚姚的感受。
许是因为她太果断，所以才有人说，上官云珠只把姚克当事业的“跳板”，“资源”用完了，“利益”得到了，就不再需要维持夫妻关系了。
可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正确。毕竟，在得知丈夫出轨后，上官云珠的第一反应便是大哭大闹。如果不爱，那她完全没必要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哭泣。
她放手得潇洒，不代表她不爱。
只是，她的爱情，多多少少都掺杂着功利。
三
这是上官云珠的同行对她的评价。那时的演艺圈，无人不知上官云珠的精明。后来甚至有人说，上官云珠是一个“攻于心计”的女人。
因为，上官云珠每次的事业巅峰，都是男人带给她的。
自从与姚克离婚后，上官云珠的事业曾陷入低谷。不过，很快，她又重新站到了大众眼前。而这一次，送她登上巅峰的是演员蓝马。
两人在合作一部话剧后便相恋了。在蓝马的推荐下，上官云珠接连得到了许多电影资源。
但最后，他们这段恋情也只持续了三四年。
据说，两人分手是因为上官云珠结识了兰心大剧院的经理程述尧。程述尧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为人稳重，儒雅，在上官云珠看来，简直是结婚的不二人选。
故而，蓝马便退出了上官云珠的世界。他知道，上官云珠不会为他停留，她只会往更有能力，更能帮助自己的人跑去。
1951年，上官云珠和程述尧结婚。那时，上官云珠的事业可谓是达到了人生巅峰，她不仅成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还接连出演了多部剧情电影，以及为电影配音。
可以说，那几年是上官云珠风头最盛的时候了。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程述尧被怀疑贪污剧院款项。为了获得自由，在被多次审问后，程述尧稀里糊涂地给自己戴上了“贪污分子”的称号。
得知此事后，上官云珠恼羞成怒，对程述尧破口大骂，骂他不仅毁了自己的名声，还毁了她的前程。那时的上官云珠，正在为演员评定级别而努力，可自己的丈夫是贪污分子，她再努力，也是白费。
于是，对程述尧大失所望的上官云珠再一次选择了离婚。她不愿意，被一个男人影响未来。殊不知，在将来的某一天里，程述尧得到了平反，未来依旧光明。
可上官云珠不是上帝，她无法预知未来。她只知道，自己所追求的红色进步不能毁在程述尧身上。因此，她不愿意和程述尧共度风雨。
1953年，两人离婚，儿子灯灯归程述尧抚养。而姚姚，则继续跟在她身边，看着她的世界一个个男人走进又走出。
在姚姚的小视角里，她看过自己的亲生父亲被赶出家门；看过一起吃过几次饭的蓝马叔叔突然消失；看过自己最喜欢的程爸爸被母亲扇耳光，撵出家门；看过曾经来过自己家中后来又消失的演员叔叔重新和母亲同进同出。
这位演员叔叔即是贺路，上官云珠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男人。
与前几任不同，贺路给上官云珠带来的并不是利益，而是惩罚。因为与贺路有私情，上官云珠被罚五年禁演。
对此，许多人都是抱着疑惑的态度。他们不懂，为何上官云珠选了才华最平庸，事业最一般的贺路。而且，贺路和她还不是夫妻关系。不过，他却是陪伴上官云珠时间最长的男人。
如此想来，上官云珠也不是只追求功利，奋斗了大半辈子，她也需要一个能休息的港湾。而贺路刚好就是她的“庇护所”。他虽然没有太多成就，无法给上官云珠任何利益，但他能给上官云珠一份安心。
或许，年轻时候的上官云珠，一心只在意演戏。但人到中年了，只求安稳。
神奇的是，看遍了母亲爱情历程的姚姚，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对于爱情，她一直都是有恃无恐。
四
与上官云珠不同，姚姚的爱情没有掺杂一丝一毫的功利心态，她的爱情是纯粹的，简单的。
尽管她的初次暗恋是以失败结尾，但姚姚也仍然对爱情抱有期待。只是，她的期待总是会落空，她的爱情总是没有结果。
20世纪60年代，在别人的介绍下，姚姚第一次和人交往。对方是研究军舰的工程师，许是因为工作优秀，上官云珠对他很满意。
可姚姚的家庭背景，却对对方的工作有影响。“ 那时候出身有问题的人，处处要碰壁的。 ”姚姚的背景太过复杂，若是那位工程师一直和她保持联系，那他就会失去工作。
因此，姚姚主动与他断开联系了，她不希望别人因为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她将痛苦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在自己“消化”完这份痛苦后，继续乐观面对生活，积极等待下一份爱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姚姚仿佛活错了时代，毕竟那时候的意识形态，是禁欲的春天。而姚姚，并没有被这样的环境影响。
她就像是一只飞蛾，炙热地追求着那爱情之火，纵使下一秒会粉身碎骨，她也还是义无反顾。
1967年，23岁的姚姚爱上了比自己小两岁的同学燕凯。对于这两人的恋情，姚姚的同学们都表示不解。毕竟一个是上海娇小姐，一个是山东大汉。
再加上，燕凯是在标准的革命家庭里长大的，与姚姚的背景完全不一样。因此，当时学校里还传“ 姚姚是卖身投靠 ”。
但其实，就算生活跌入谷底，姚姚也不会去牺牲自己的爱情。
她对爱情是认真的。
姚姚的同学仲婉便曾亲眼见证他们这段恋情，她说：“ 他们真的是很爱，很爱，是那个时候少见的爱。燕凯是藏不住一点点事的人，他总是一下子把姚姚抱起来转圈。他们的脸非常的幸福。他们真的很疯狂。 ”
在柔软人性稀缺的意识形态下，还能有如此青涩美好的校园爱情，着实难得。他们两人就像是把彼此带进了一个乌托邦世界一样，忘却着外界轰轰烈烈的革命，只看着对方而活。
可惜，乌托邦世界不存在，他们爱得再物我两忘，也得回归现实。他们得去接受学校里不断有教授死在隔离室的现实，得去承认那时中国确实处于动荡的现实。
而姚姚，在后来还得去面对母亲和爱人自杀的现实。
1968年11月23日，上官云珠从家中跳下。1970年3月，燕凯用剃刀割脉。
两年时间，两个心爱的人先后离自己而去，姚姚的内心，该有多崩溃？
或许，有人会觉得，在当时那个 社会 背景下，姚姚没有资格去获得快乐，没有资格去谈男欢女爱之事。可现实太压抑了，姚姚也是人，她需要发泄，需要一处港湾去躲避现实。
就像姚姚弟弟所说的那样：“ 从混乱的现实和是非观的冲突里逃开，从各自惨痛的家庭遭遇中逃开，总要有一个地方去吧。年轻人乐观的天性，爱的要求，很自然的，他们要逃到快乐和爱情那里去。 ”
可母亲死了，爱人死了，姚姚的世界塌了一半。
青丝变白发，心中爱依旧。
然而，时间并没有完全抚平姚姚内心的伤痛，她依旧会时不时地去寻找那个高大的影子。
五
1971年，姚姚27岁，“ 是一个失去了父亲母亲，没有家，失去了情人，没有毕业也没有工作的人。 ”
同时，她也是一个勇敢的人。在爱情上，尤为如此。
看着母亲婚姻一次次的失败，姚姚仍能保持对爱情的向往；看着自己历经一次次的感情失败，以及燕凯的逝世自杀，她仍没有惧怕心态。
相反，她又一次陷入了爱河中，对方是程述尧好友的儿子，长相酷似燕凯，名叫开开。
姚姚的邻居张小小曾描述说：“ 他们虽然大体上相像，但开开比燕凯卖相好。开开更斯文点，也是一样高大，开开没有燕凯的那种野气。 ”
只是，他们的相爱并不被周遭人所祝福。
程述尧在得知两人在一起时，大为恼怒。开开都没有中学毕业，还小了姚姚整整十岁，这在他看来，两人就是乱伦关系。
为了让姚姚和开开分手，程述尧还把姚姚拉到上官云珠跳楼的地方，要她对着自己已逝的母亲发誓，“ 以后不再与开开来往 ”。
然而，姚姚拒绝了，她不肯发誓，一直低着头，看着母亲跳下的那个地方，不停地流泪。过后，她再也不去程述尧家了，两人的“父女情”仿佛就在此时决裂了。
或许，自那一刻起，姚姚才是“ 真的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
她拒绝了程述尧，独自踏上了布满荆棘的小道。
1972年12月7日，姚姚所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开始分配毕业生。分配前，每个人都要参加学校的体检。姚姚就是在这时，被查出怀了七个多月的身孕。
那时的女孩子若是未婚先孕，那就只有一个结局——身败名裂，不能做人。
姚姚的同学们在得知这件事后，都开始去找她，生怕她想不开。可事实却是，姚姚在体检的第二天就和开开私奔了。
开开的生母在纽约，她帮姚姚找到了正在做客座教授的生父姚克。因此，开开和姚姚便打算逃跑，从香港转道去美国，一个找妈妈，一个找爸爸，两人是这么想的，可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
逃跑当晚，开开想着先去探路，便和姚姚在公共 汽车 站分开了，说第二天再在旅馆碰头。可姚姚并没有等来开开，她独自等了好几天都没有等到，最后只能去公安局报案找人。
12月29日，姚姚等来了学校工宣队的抓捕。后来她才知道，开开很早就被公安局抓了，罪名是叛逃出国，再无前途。
而姚姚的事情也不再归于生活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那时候想要偷渡去美国的人，都会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去吃牢饭。开开就是如此。
所以姚姚才会整天魂不守舍，自言自语道：“ 是我不好，全怪我，是我害了他。 ”
可时代就是那样，谁对谁错，根本说不清。
1973年1月17日，姚姚生下了一名男婴。
问起当时的情况，为姚姚接生的医生说：“ 她看上去很平静，很硬气，看不出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
就连生产过程，“ 她也没有叫痛，很安静。 ”
或许，这就是姚姚的坚强吧。她和上官云珠一样，不会在人面前示弱。
但一个人生孩子，该有多孤独？内心该有多难过？常人都可以想象得到。可姚姚却能藏起自己的情绪，在病房里说说笑笑。直到晚上，她才敢“蒙在被子里哭”。
她哭的那一晚，就是她把自己孩子送走的那一天。
没有喂过孩子，也没有抱过孩子，就连正眼，姚姚都没有给过那个孩子。她用冷漠掩饰着自己的不舍，亲手将孩子推离了自己的世界。
签完“不要回孩子”的保证书后，姚姚一个人出院了，只留下对邻床的一句：“ 我走了，再见。 ”
没有人接她回家，因为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就连爱人，开开也不在。唯一离她最近最亲的，只有那个孩子。
有人觉得，姚姚太狠心了，把亲生儿子送走。可事实不是这样的，姚姚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她也曾想过将他送回开开家，可开开的家人并不同意。
那时，开开的父亲曾去看过姚姚，姚姚也开口求他收留孩子了。只是，开开父亲想都不想就拒绝了，说那孩子可能不是开开的，就算是，开开也不能养，因为他“ 在 社会 上绝无立锥之地 ”。
或许，就是这一番话断了姚姚留下孩子的念想吧。孩子留在她身边，也无法过正常日子，送给别人，才是对他好。
后来姚姚的亲戚好友们开始为姚姚找对象，他们都觉得，让姚姚“先找个人结婚比较好”。可姚姚那样的背景，并不被人看好。就算有人喜欢，姚姚自己也不喜欢。
在程述尧再娶的妻子吴嫣的介绍下，姚姚结识了程述尧远房亲戚家的长子程钰先。姚姚曾向好友说，“ 那个人对她很真心，也很好。 ”
只是，姚姚只希望他能当自己哥哥，在她看来，“ 她和他不是一路人，她不能爱上他。她也努力过了，可怎么也不能爱上这个人。 ”
纵使程钰先愿意帮她找孩子，愿意接受那般不完美的姚姚。可她还是不愿意，她不能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
当程钰先说出要帮她养大孩子时，姚姚听着听着就哭了，不是小声啜泣，而是惊天动地的哭。
那个时候的姚姚，是想把心里的苦都哭出来？还是在哭程钰先所说的他不会轻易把孩子送走这句话？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姚姚不敢去碰触的伤心事。可她过后却写信给程钰先，直白地说出了自己的处境：
那个时代，有很多姨太太和小姐都会选择嫁给可靠的人来摆脱自己的不堪背景。像姚姚这种背景复杂的，大有人在。可很少人，会和姚姚一样，为对方着想。
而且，几乎没有人像姚姚那样认真对待爱情。
她和自己的母亲上官云珠不一样，她的感情里，从不掺和任何杂质。可她太认真了，只会苦自己。
但这才是真正的姚姚，简单，纯洁。
文 | 千拾
㈨ 老电影《万水千山》简介
永远的红飘带
——“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观电影《万水千山》有感
从电影院出来，我的脚步缓慢而沉重，心潮像起伏的波浪，脑海里不断地回响着刚刚学过的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我们暂且不说红军在这其间遭遇敌人的一次次围、追、堵、截，单说走过的行程就足以让世人瞩目。据美国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平均每天行军70华里……试想：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这能说不是奇迹吗？我的眼睛湿润了，心儿早已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长征路上——
遵义城里，中央召开会议，批判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军民激动万分，同声高呼：“红军得救了，革命得救了……”。于是，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声东击西，放弃遵义再回收遵义，获得了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大胜利。之后，红军四渡赤水，运动歼敌，终于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战局。当敌人总指挥穷凶恶极地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渡江七天了。接着，红军又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战胜了天险大渡河，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煮皮带、挖草根……这支英雄的部队突破腊子口，直插六盘山，终于到达陕北胜利大会师。至此，伟大的长征越过万水千山彻底胜利了！
正如百战疆场的老将军——张爱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回首向来风雨路，万里长征任疾驰……长征取得的胜利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也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让这种精神薪火相传，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电影《万水千山》以她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就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中华民族坚定无畏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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