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國當代電影文化的內涵與特點
中國當代電影(新時期)從1977年開始到現在，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
其主要特點 ：
①堅持和發展革命的現實主義道路，堅決執行雙百方針，題材廣泛，反映生活中各類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如《天雲山傳奇》、《喜盈門》、《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環》 、《血，總是熱的》、《傷逝》、《駱駝祥子》等影片。
②尊重藝術的客觀規律，創造出各種真實生動的銀幕形象，塑造了各類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義》、《西安事變》、《廖仲愷》等影片對革命領導人進行了多角度的刻畫，對蔣介石等歷史人物能實事求是地按照歷史本來面目表現。
③在風格與樣式上趨於多樣化。由於題材領域的擴展，使藝術家們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特長，探索自己最適宜的風格、樣式，表現最完美的內容。在電影創作繁榮的同時，電影理論研究也空前活躍，並在相當多的創作人員中發生影響。中國美術片從形式到內容都極富有民族風格和特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美術片是中國影片在國際上獲獎最多的一個片種。新聞紀錄片已向縱深發展，充分利用豐富的資料，系統地編輯一些重要的文獻片，並對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與重要事件進行綜合報道、專題報道；還注意表現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豐富的細節，以情動人。科教片也有新發展。
④電影廠在原有的基礎上陸續增建八一電影製片廠、兒童電影製片廠、珠江電影製片廠、西安電影製片廠、峨嵋電影製片廠、瀟湘電影製片廠、內蒙古電影製片廠、天山電影製片廠、福建電影製片廠、廣西電影製片廠、青年電影製片廠、深圳影業公司、雲南電影製片廠13個主要生產故事片的電影製片廠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譯制廠和中國農業電影製片廠。
⑤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國電影資料館，1989年在該館基礎上建立了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並創辦《當代電影》和《電影信息報》。電影工業和科研方面都有相當大的發展。國產電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決放映和製片需要，還研製成功立體電影、環幕電影等。全國放映單位已達14萬之多，比1949年增長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1979年改組為中國電影家協會，頒發電影金雞獎；影協下設中國電影出版社；還編輯出版《大眾電影》，舉辦電影百花獎評選活動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廣播電影電視部）對上年度的優秀影片頒發政府獎。中國電影發展的關鍵在於提高質量，開拓新的題材和體裁，繼承和發揚中國電影的優秀傳統，借鑒外國影片的經驗，創作出既有中國特色、民族風格又有國際水平的影片。
② 兩會熱點提案2017有哪些
2017年兩會提案一
網約車新政：從輿論嘩然到「最大公約數」
網約車(「專車」)是近些年出現的新生事物，方便了城鎮年輕人特別是白領的出行，但也引發了計程車與「專車」之爭，在多個城市出現了「的哥」包圍網約車司機抗議的情況。一些網約車企業通過「紅包」補貼搶占市場，沖擊了正常市場秩序;承運人責任主體不明確，存在乘客安全和個人信息安全等風險漏洞。
這就把負有道路運輸市場監管責任的交通運輸部，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而2015年4月國務院制定和印發了《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為網約車作為「互聯網+出行」的創新開了綠燈。交通運輸部處在中央政府倡導「互聯網+」和城鎮居民移動出行的雙重壓力中。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交通運輸部部長的楊傳堂接受北京一份報紙采訪。記者問：您覺得私家車能進入專車運營嗎?楊傳堂答：「永遠不允許。」而談到司機抱怨計程車「份子錢」那麼貴時，楊傳堂答：「我覺得不能降，該多少就是多少。」在網民看來，政府主管部門是站到了計程車企業「特殊利益集團」一邊，輿論嘩然。
這兩段話都有特定語境。楊傳堂談專車時剛說過私家車開黑車不能保障服務和安全，偷稅漏稅，「政府部門要堅決打擊」;而談到「份子錢」，考慮到企業要為司機承擔三險等因素。
網約車問題的第二次輿論風波，是交通運輸部草擬了《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2015年10月在國務院法制辦網站公布。這份徵求意見稿要求網約車登記為出租客運，而計程車的報廢年限是8年;網約車經營者應當與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這勢必把眾多私家車主擋在門外。一些學者發表公開信，激烈地批評這是沿用傳統計程車行業的思維監管網約車，會阻礙移動出行新業態的發展。
在一個月時間里，徵求意見稿收到了6832條意見和建議。工作小組到21個不同類型的城市進行專題調研，召開了五十多次不同范圍、不同層次的座談會、論證會和咨詢會，還研究了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及香港、台灣地區出租汽車的法律法規和管理政策。2016年7月頒布《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對當初的徵求意見稿做出了重要調整：把網約車的車輛登記性質調整為「預約出租客運」，反映了新業態的特徵;考慮到網約車使用強度不比巡遊車，對車輛報廢給出了一個更寬松的空間，即行駛里程未達到60萬千米、但使用年限達到8年時，退出網約車經營，可轉成社會車輛繼續使用;明確平台公司可根據工作時長、服務頻次等特點，與駕駛員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協議，以滿足網約車靈活用工需求。
網約車改革，體現了中國政府以人為本、以乘客為本、鼓勵和包容創新的政策取向，兼顧平衡各方的利益和訴求，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通認可。
2017年兩會提案二
婦聯如何推動廢除嫖宿幼女罪
1997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刑法修訂案，將「嫖宿幼女」單獨定罪，規定「嫖宿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立法初衷是嚴厲打擊嫖宿幼女行為，因為嫖宿幼女罪起刑點是5年，而普通的強奸罪起刑點才3年。
問題的另一面是，強奸罪最高可處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頂格刑」才15年。貴州習水等地發生公務員、教師等性侵幼女案，但以「嫖宿幼女案」論處。由於幼女不是完全行為能力人，那些受害兒童不但身體受辱，頭上還頂著「賣淫」的帽子，引發舉國憤慨。
全國婦聯作為黨和政府聯系婦女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挺身而出。2013年5月，海南萬寧一校長帶小學女生在賓館開房過夜，由萬寧縣級市檢方向萬寧法院提起公訴。按現行法律規定，嫖宿幼女罪由基層法院管轄;而如果定強奸罪，鑒於情節嚴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則應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婦聯機關報《中國婦女報》刊發文章，呼籲《萬寧校長強奸幼女案應由中級法院審理》。最後，該案由海南省一中院「提級」審理，兩名被告人以強奸罪判處。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多次提案，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洪天慧聯名二十多位政協委員提案，建議取消「嫖宿幼女罪」。2014年「三八」婦女節前夜，多位女性全國政協委員聯袂召開記者會，呼籲廢除「嫖宿幼女罪」。全國婦聯副主席甄硯大聲疾呼：「嫖宿幼女罪的罪名實際上從法律上給有些犯罪人員一個空隙，甚至是一個『免死牌』。」
2015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刑法修正案(九)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沈躍躍，全國人大內司委主任委員、前監察部部長馬馼，還有多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廢除「嫖宿幼女罪」，嫖宿幼女一律按強奸罪論處。
在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2015年8月29日閉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九)，備受爭議的嫖宿幼女罪被取消。
2017年兩會提案三
決策與民意的良性互動
國務院辦公廳提出「政務輿情回應」的命題，體現了建設回應型政府的要求。從「管制型政府」到「回應型政府」，需要及時了解民眾的意見、訴求，與社會合作，與媒體互動，對公共事務進行「共治」。重大公共項目開放決策參與，實際上是讓民眾為政府分擔責任。一旦經程序決議的項目再有爭議，政府所承擔的壓力小得多。網約車政策從徵求意見到正式出台，刑法有關嫖宿幼女罪的修訂，展示了對民意的誠懇和謙卑，體現了政府和立法機關與民意的良性互動。
一、政府和立法機關不具有「上帝的視角」，對公共事務的所有利益節點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有精準的判斷。文學作品中「上帝的視角」，是指敘述者如同無所不知的上帝，可以在同一時間內出現在各個不同的地點，了解過去、預知未來，還可隨意進入任何一個人物的心靈深處挖掘隱私。政府管理部門、立法部門對民意的征詢和吸納，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如「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初衷恰恰是加大幼女權益保護力度，但在客觀上為性侵幼女提供了保護傘，這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交通運輸部的網約車政策，是在輿論的質疑、呼籲、批評、批判甚至圍剿中，逐步走向完善，在消費者、司機、企業、平台等多個主體之間，力爭取得「最大公約數」。
二、主要負責人要做「第一新聞發言人」，釋疑解惑。楊傳堂任交通運輸部部長時親上火線，多次就網約車問題舉行新聞發布會，接受記者采訪。他坦率地表示：「網約車我坐過，我也請我的工作人員、司機都去坐過，有些中央領導同志也坐過，也體驗過。如何給它量體裁衣地提供一個辦法，這是我們在研究和制定指導意見和暫行管理辦法當中提出的。」這種「代入感」，表明政府部門負責人對民意感受有清晰的認知。而天津特大火災爆炸事故發生後，對於事故責任輿論洶洶，天津市前主要負責人直到第十次新聞發布會才露面，錯失了一個表明擔當的機會。
三、突發事件是有關部門表明價值立場的契機。在萬寧校長「開房門」中，《中國婦女報》發聲，嚴正表態，彰顯了婦聯組織的存在感。有時一個突發事件處置的示範效應，超過連篇累牘的政策解讀文章。在一些重大新聞事件中，政府部門和群眾組織如果失語，會被民意邊緣化。
四、在公共事務中，讓所有利益相關方充分表達關切。比如網約車，當初一邊倒批評交通運輸部設置過高門檻的網民，主要是網約車乘客或司機，他們在網上有較大的話語權。但別忘了全國還有260萬計程車司機，在網約車和計程車形成差異化服務之前，可能出現惡性競爭;還有城鎮老年人群，打車軟體加劇了他們路邊揚召計程車的困難。人民政府調和鼎鼐，既要聽取網路輿論的激越呼聲，也要關注網上「沉默的大多數」，還要關心那些壓根不上網的人群的利益。在「網路問政」的年代，不能丟了幹部下基層訪貧問苦的傳統。
2017年兩會提案四
代表委員議科技成果轉化：評價不能只看論文專著
薪資制度要更新
今年的政府報告中指出，「9億多勞動力、1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是我們最大的資源和優勢。」當前我國面臨經濟轉型和升級的艱巨任務，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是我國實現經濟轉型和升級的關鍵，需要高校這一人才集聚地在經濟轉型升級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目前科研人員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並不高。
全國人大代表、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顧海良針對現行科技人員薪資管理制度表示，「應該給科技創新者、產業轉化者的勞動更恰當的報酬，而不應該受限於現在的報酬薪金管理辦法，這樣才能鼓勵更多的教師做好這項工作。」
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教授李蘭娟則呼籲，「在轉化當中應制定推行相關政策，包括科研人員的待遇，怎麼樣更好地激勵科研人員的政策。只有把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只有激勵科研人員，才能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把科技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我們的科技強國才能實現。」
評價體系要改革
全國人大代表、湘潭大學原校長羅和安今年兩會特意提出《關於改革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評價指標體系進一步促進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建議》，他表示，很多高校在績效考核獎勵、職稱晉升等工作評價機制過於「簡單化」，挫傷了許多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與企業對接科研成果的積極性，使得更多科技人員想方設法發表論文、申請專利，這與國務院上個月發布的《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中，鼓勵研究開發機構、高校等將科技成果向企業或者其他組織轉移的要求相背離。
顧海良強調，當前改革科技成果轉化的評價體系，首先應將高校歷來以論文、專著等科研成果作為評價教師的唯一的或者最主要的指標這一傳統破除。
李蘭娟說，屠呦呦在中國傳統中醫葯方面做出巨大貢獻，她研究的青蒿素，最後被我們臨床所接受，治療了大量的病人，尤其是讓非洲的很多病人有了葯可以醫治，也得到了國際的認可。她表示，從此事可以得到啟發，我們評價一個人，評價他的成果，不能只看寫了幾篇文章，還應該看這個成果最後在轉化生產力方面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實踐的檢驗，得到了歷史的檢驗。
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王永慶也建議，將科技成果市場貼近度、轉化率、產學研合作的項目數量、項目帶動產業發展的產值等納入科研評價體系。
轉化平台要搭建
據悉，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只有10%，發達國家則在40%以上，許多科研成果還處於「沉睡」之中。如何破除科研立項、產出與實際落地脫節的問題?李蘭娟表示，「我們現在還亟需有要有一個轉化的平台，讓它經過這個平台再實驗，再轉變為大規模的生產，這有個轉化的過程。」
王永慶認為，應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業水平，搭建不同層次科技成果轉化平台，加快培育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加快培育技術經紀市場，建設一支懂專業、懂管理、懂市場的技術經紀人隊伍。
2017年兩會提案五
用高溫堆代替燃煤供熱可緩解霧霾問題
今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核建集團董事長、黨組書記王壽君做客人民網，找鋼網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戰略官郎永淳特邀主持這場訪談。王壽君表示，這次我作為政協委員的一個提案，就是用高溫堆代替燃煤發電機組供熱。
王壽君指出，雖然AP1000技術是美國的，但是首台(套)是在中國建造，美國也在中國之後。高溫氣冷堆也是這樣，第四代核電的很多堆在國際上都在研發，沒有作為商業堆。而中國的設備研發，全都實驗成功，作為商業堆來講，中國第四代核電就是成熟的。
王壽君表示，今年1月份的時候，與沙特簽了項目合作協議，給他建高溫氣冷堆。國內也在廣東、福建選了幾個廠址，都有望在2017年、2018年排上，作為新的堆型開工，首先第一個是核安全。其次，高溫堆除了安全以外，它最大的好處是它的多用途。「這次我作為政協委員的一個提案，就是用高溫堆代替燃煤發電機組供熱。」王壽君說。
王壽君進一步表示，北方城市一到冬天，霧霾比較嚴重，原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汽車尾氣，現在我們經常用新能源汽車來取代，或者是用高標號的汽油，把油品的質量提高。這是一個措施。
王壽君說：「目前還沒有一個辦法解決燃煤機組供熱的問題，還在燒煤。如果高溫氣冷堆來供熱的話，就解決了。降低PM2.5，我認為是很多中國人的一個願望和夢想。」
③ 北京舉辦國際電影節有什麼意義
北京舉辦國際電影節旨在匯聚世界電影優秀成果，增進國際電影交流合作，推動跨區域、跨文化的電影傳播，實現電影人和電影資本的跨文化合作，拓展國產電影國際傳播空間、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是北京市建設世界城市、打造東方影視之都的重點文化活動。
電影節的標志是一枚有著七彩葉片的風車，七枚葉片代表電影是世界的第七大藝術。每枚葉片上都有膠片的齒孔，意為每枚葉片都是城市的一個剪影，代表城市的進步與電影文化的發展之間的某種關聯性，「轉動的風車寓意著吉祥如意，也預示著電影產業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北京國際電影節的創辦背景
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在北京誕生。從此，電影與北京這座古老的城市結下了不解之緣。
北京市擁有全國80%的製片機構，擁有全國80%的導演、演員、攝影等創作人才和製片人才、管理人才和營銷經紀人才，電影創作碩果累累。全國37條城市電影院線中有13條院線在京有所屬影院。
2010年，北京的電影業快速發展，電影佳作精彩紛呈，優秀人才脫穎而出，電影產業生機勃勃，北京地區故事片產量約佔全國的50%，年觀影人數超過2700萬人次，電影票房收入接近12億元。
北京要建設中國特色的「世界城市」，打造「東方影視之都」，不僅需要文化的支撐，也需要文化資源的逐步積累。舉辦電影節，在促進電影國際化發展與「世界城市」建設中實現「雙贏」。
「在北京舉辦國際電影節是我作為一個老電影人多年的願望。」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李前寬。 在此背景下，2011年北京國際電影季正式創辦，2012年2月，北京國際電影季更名為北京國際電影節，每年舉辦一屆並設立評獎單元，2013年開始評獎，自此，主競賽單元「天壇獎」正式設立。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北京國際電影節
④ 中國電影產業現狀及發展歷史
中國電影現狀，產業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一方面，中式大片在產量和社會效果兩方面都越來越好，重新贏得國內觀眾的信任;另一方面，它在海外市場的拓展也出現持續上升趨勢，對於推廣我國文化價值體系及其軟實力起到積極作用。
中式大片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受到外國觀眾的歡迎，國際市場有了新的開拓，商業價值也趨於提高。但我們應當看到，中國電影在國際貿易中處於逆差狀態，影片的海外競爭力仍然偏弱，與中國貿易大國和文化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為此我們簡要歸納了近年來中式大片的成功經驗:從創作上看，中式大片已經摸索出一條主旋律片、藝術片和商業片三型互滲的電影美學道路，特別是在主旋律應當具有觀賞性和藝術性方面取得了共識。從在觀眾中的社會效果看，中式大片已初步形成在通俗故事中蘊藉民族主流或核心價值理念的美學傳統。
發展史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從而使電影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的中流砥柱。
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 在北京豐泰照相館誕生，著名京劇老生譚鑫培在鏡頭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幾個片斷。片子隨後被拿到前門大觀樓熙攘的人群中放映，萬人空巷，就此宣告中國電影的誕生。
第一個階段是中國電影的大產業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中國電影經歷的是井噴現象，中國電影的行業當時都是被三大巨頭所把握的，他們一個開創了長篇正劇的歷史，一個成為了文藝片的源頭，最後一個是中國志怪電影鼻祖，這些東西到現在還在影響著中國的電影製作，當外國資本看到中國的電影市場，就幾乎全部的涌了進來。中國電影當時都與外國的電影各都占據了半壁江山。
第二個電影階段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涌現出大批的電影製作人，也都製作出一大批優秀電影，在1950年的時期，新中國從蘇聯引入了一部電影《列寧在十月》可是中國人不懂俄語啊，於是，電影配音員就這樣出現了，於是一部帶著一股子東北味的普通話的電影出現了，從此，配音員在中國電影成為中國電影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此，中國電影就進入了歷史發展的快車道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電影事業獲得全面的發展，建立了10多個國有電影製片廠，建起了大型電影機械廠、電影洗印廠、電影膠片廠，成立了高等電影專業學府-北京電影學院和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為龍頭的電影發行網。到90年代，全國放映單位（影院、放映隊等）已超過10萬個。故事片年產量最高達140部，每年觀眾在200億左右人次，60年代以來，為了繁榮電影事業，先後舉辦百花獎和金雞獎的評選活動，還在長春、上海等地舉報了國際電影節，有不少優秀影片在權威性國際電影節上獲獎！
而中國電影的潛力也以及展示出來，2017年，全國的總票房已經高達557億，平均每天新增加5家電影院。從2012年至2017年全年上映場次從1311萬場增加到7510萬場；2012年至2017年全國銀幕數量從9286個增加到41179個；2012年至2017年全國觀影人次從3.5億增加到13.7億。而至今到2018年10月08日，全國總票房已經達到509.09億，才半年多過去，已經快抵得上2017年全年的總票房。幾乎每年都在100億的穩定增長。從數據上來看，中國電影未來的發展潛力還是無限的，比如《戰狼2》《紅海行動》《我不是葯神》《唐人街探案2》這些電影都具有很好的口碑，而且也讓世界看到了現在中國電影的高速發展。隨著國家的提倡和大眾的參與讓中國電影有了更高層次的發展，同時也讓出品公司和大眾參與者賺的盆滿缽盈。
⑤ 國產電影蓬勃發展體現在哪些方面
日前有媒體評論稱，2017年，對於中國電影市場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的國產電影類型蓬勃發展，體現了獨特的文化基因。
業內人士表示i，2017年上映的電影《綉春刀Ⅱ：修羅戰場》可以說便是武俠類型電影的升級版本，電影擁有著傳統武俠片的視覺外觀，以古裝呈現，人物懷著高強的武功，但人物在價值取向上卻具有了當代人文精神。
希望更多類型的國產電影可以不斷推出！
⑥ 2017年中央兩會啥時間召開
2017年兩會三月份在北京召開，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和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將分別於2017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開幕。
從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起，將每年「兩會」的會期基本上定在3月，並逐漸固定在3月5日召開。自1998年起相對固定，除了涉及換屆選舉的一次會議一般為兩個星期(14-15天)外，歷年「兩會」的時間一般控制在10-12天左右。
⑦ 中國電影1949-1966這17年是怎樣發展的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段時期文藝史家一般稱為「17年時期」。根據記載這個時期新中國一共拍了507部電影，從題材看，這一時期比較著名的電影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主要是反映1949年建國以前社會生活的影片；一類是反映新中國建立以後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的斗爭和生活的影片。◆反映舊時代、舊社會生活的影片 主要有，反映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歷史片：《林則徐》和《甲午風雲》等；反映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戰爭片：《紅色娘子軍》、《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東進序曲》、《回民支隊》、《永不消逝的電波》、《紅日》、《紅旗譜》、《苦菜花》、《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渡江偵察記》、《冰山上的來客》、《柳堡的故事》、《董存瑞》、《劉胡蘭》、《小兵張嘎》和《雞毛信》等；反映舊中國舊社會人民生活的、根據名著改編的「改編片」：《祝福》、《林家鋪子》、《家》、《早春二月》、《我這一輩子》、《白毛女》和《青春之歌》等；反映封建社會古代勞動人民的生活與斗爭的「戲曲片」：黃梅戲《天仙配》、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京劇《野豬林》和《楊門女將》和崑曲《十五貫》等。◆反映新中國建立以後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的斗爭和生活的影片 如，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爭片：《上甘嶺》和《英雄兒女》等；反映建國初期我公安幹警同潛伏的美蔣特務斗爭的「反特片」：《秘密圖紙》、《羊城暗哨》、《霓虹燈下的哨兵》和《鐵道衛士》等；反映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村片」：《李雙雙》、《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老兵新傳》和《劉巧兒》等；反映少數民族邊疆風情的「風情片」：《阿詩瑪》、《劉三姐》和《五朵金花》等；反映社會主義新人新事新面貌新風尚的歌頌片：《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和《滿意不滿意》等。◆「17年電影」的不足和貢獻 以上這些電影讓我們覺得這17年電影離我們既遙遠又不遙遠，說遙遠，這些電影離我們畢竟有40多年了，說不遙遠，我們當中的有些人，尤其是有些歲數的人都是看著這些電影長大的，這些電影當中有一些優美的插曲至今我們還能唱出來，像《柳堡的故事》中的《九九艷陽天》、《冰山上的來客》中的《花兒為什麼這樣紅》、《上甘嶺》中的《一條大河波浪寬》、《英雄兒女》中的《風雲滾滾唱英雄》、《鐵道游擊隊》中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等。聽著這些熟悉的旋律，就能讓人想起很多逝去的青春歲月，倍感親切，甚至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就是在看這些電影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形成的。然而作為中國百年電影史的一部分，我們今天在總體上評價這個時期的電影時要一分為二，「17年電影」有長處也有不足。 先來看它總體上的三個缺陷：首先，17年時期的電影基本上是在一種封閉的環境中創作的。第一，這17年時期的中國基本上和西方國家斷絕了關系，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缺少與外界的交流。第二，和整個中國古代文化也斷絕了關系，或者說基本摒棄了中國封建社會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所創造的燦爛的古典文化，像唐詩元曲，《紅樓夢》、《三國演義》等當時都被打成封建主義的東西，老百姓是看不到的，電影文藝工作者也是不能看的。像《林則徐》那樣的電影可以說是漏網之魚，因為裡面含有反帝國主義和階級斗爭的內容，與當時的主流話語一致，所以才能僥幸出來。而且，即使當時「漏出」了這些影片，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電影的導演和演員也都受到了沖擊。第三，這17年與中國現代傳統也斷絕了關系。中國現代歷史上有兩大傳統，一是由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文化傳統，還有一個傳統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知識分子所建構的「五四」文化傳統。而整個17年電影反映的都是工人、農民的斗爭，反映的是農民革命文化傳統，關於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實際上是看不到的，僅有的兩部《早春二月》和《青春之歌》，前者一出來就受到了批判，後者還是和「五四」文化思想背道而馳的。所以，17年時期的電影基本上是在封閉的環境中創作的。 其次，以一種絕對的集體主義排斥個人的自我。我們說，集體主義是好的，但將它強調到極端的地步，不允許你有任何個人的私心雜念，也不允許你有個人的正常合理要求，這就可怕了。表現在文藝作品上，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都不許描寫愛情，不許談情說愛。即便可以，也是革命加愛情，愛情要和革命、集體主義掛上鉤才能露面。那時的詩歌是這么寫的，「要我嫁給你嗎？你的胸前還缺少一枚獎章」，你是勞模，是英雄我才嫁給你！還有一首，「小夥子，不要在我的窗前彈唱，我的心已飛向遠方，我的心上人正手握鋼槍，保衛著祖國的邊防」，也就是革命加愛情。17年中有一部寫愛情的電影《柳堡的故事》，其中描繪的就是一個革命戰士愛上了一位農村姑娘，但是為了革命放棄了愛情，整個電影表達的就是「先國後家」，在國家民族危難的時候，「我」是不能談戀愛的。還有一部電影《劉巧兒》，裡面有個唱段：巧兒今天去趕集，碰上了一個他，他又能寫又能算，他的名字叫趙振華……關鍵是最後一句話——他還是個勞模啊！17年時間社會將集體主義擺在最高位，用絕對的集體主義排斥了個人的自我，所以這個時期許多歌頌型的電影都有先人後己、先國後家的要求，像《李雙雙》和《今天我休息》等。 再次，流露了一種膚淺的樂觀主義。這個時期的電影都拍得比較樂觀，整個影片的基調是明亮的，充滿了歡聲笑語，因為新中國成立了，舊社會過去了，人民翻身解放了，精神舒展了，這是好事。但問題是，這些影片里所傳達的樂觀主義隱含著一種歷史觀，好像使我們在看完這些電影後有一個錯覺——新中國成立了，從此一切就萬事大吉了，好像解放戰爭的炮火已經把舊世界徹底埋葬了，從此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就是一條平坦的、充滿鮮花美酒的康莊大道，這就否認了歷史的曲折性和復雜性！我們知道，歷史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間布滿坎坷和曲折。所以樂觀主義是好的，但這種樂觀主義背後所隱藏的歷史觀是值得我們警戒的。 再看「17年電影」的貢獻：以上所說的缺陷只是我們站在今天的社會、今天的境況，以比較高的要求來看待過去的東西。其實，「17年電影」的成就是巨大的！當時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將世界其他地方的電影沖擊得稀里嘩啦，但我們中國的電影卻能一花獨秀！在一種近似保護的環境下，中國的電影人以一種比較平和的心態創造出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另外，它貢獻了一大批為了新中國的誕生，或為了保衛新中國而浴血奮戰、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群像。今天，我們可以說出一連串的「17年時期」的英雄形象，像林則徐、鄧世昌、洪常青、江姐、楊子榮、董存瑞、劉胡蘭、小兵張嘎、王成等等。這些人就是魯迅先生說過的「中國自古有埋頭苦乾的人，有拚命硬乾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民族的脊樑」！也就是說，新中國的成立是來之不易的，是相當一批先烈貢獻了自己的青春熱血甚至性命換來的！今天的江山含著先烈的犧牲，所以無論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未來是多麼輝煌，共和國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民族的脊樑！17年電影全面、深刻地展現了這些先烈和前輩，將他們的精神和品質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傳承了下來！這是一筆重要的精神資源，我們中國電影要和西方電影抗衡，首先要依託傳統的資源，再晚就不行了，美國都已經拍了《花木蘭》，已經拿著我們的傳統資源賺錢了。其次就是要依託我國近現代歷史所提供的若干資源，譬如中國現代史上那些先烈們傳奇性的經歷，他們的那種捨身成仁的高尚精神，就完全屬於中國電影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和資源，是我們同西方電影競爭的重要的文化資本。圖片：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photos/11025921/20050309/12156817.html
⑧ 2017年兩會，一帶一路的內涵五通三同具體指的是什麼
2017年兩會，一帶一路的內涵五通三同具體指的是：
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三同：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東面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西面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其間是廣袤的潛力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內涵豐厚，意義深遠，將譜寫各國合作共贏的新篇章。
「一帶一路」比古「絲綢之路」的范圍更廣。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
與此同時，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等。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海上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關聯緊密，要進一步推動合作，取得更大進展。
在國內，「一帶一路」分西北、東北、西南、內陸、沿海和港澳台等地區板塊，幾乎涵蓋全國。根據各個地區的地理、經濟特點，發揮各自的優勢，全國一盤棋，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
「一帶一路」的內涵歸納起來，主要是「五通三同」。「五通」就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這「五通」是統一體、缺一不可。「三同」就是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三者也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就是共贏。
(8)2017年兩會電影文化擴展閱讀：
政策溝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保證。「一帶一路」建設與國內建設最大的不同之處是，每個國家在相關問題上都可能有不同的政策，甚至技術標准質量標准等各異，這就首先要通過溝通，達成相關項目的政策共識。
在溝通中，既要利用好積極因素，又要設法化解消極因素，以便形成合作的最大公約數，求同存異，為項目建設開啟政策綠燈。
設施聯通是共建「一帶一路」優先領域。這里所說的設施指的是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指交通設施，還包括油氣管道、輸電網、跨境光纜建設等。但重點是交通設施建設。俗話說：「要致富，先修路」或者「先修路、後致富」。
因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交通設施領域普遍欠發達，並且高山、沙漠、河流不時阻隔交通，給貨物和人員交流帶來不便。
貿易暢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內容。近年來，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有了長足發展，但各種貿易壁壘仍不便於擴大交往，因此，需要使貿易、投資和人員往來便利化，加強信息交換、海關、認證等方面的合作來拓寬貿易和投資。
資金融通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一帶一路」建設需要上千億甚至上萬億美元的資金，任何一國都無力承擔這樣的巨額費用，只能通過市場運作來籌集資金。
一方面，要充分發揮設立的絲路基金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各國融資的作用。此外，還要充分發揮各國民間資本進入，引導商業股權投資基金和社會資金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各國可通過本幣互換等方式來降低成本。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不言而喻，跨越各國的「世紀工程」若能獲得沿線國家民眾的廣泛支持，將會順利得多，反之，則寸步難行。
所以，必須通過傳承和弘揚古「絲綢之路」友好合作精神，開展廣泛的人文交流，加強媒體合作、旅遊合作等多種方式，來增進彼此合作和理解，以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通過實行以上「五通」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最終打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這樣，在亞歐非廣袤大陸就將出現一個新生的巨大經濟活躍地區。古「絲綢之路」精神將煥發出新的時代光芒，將對世界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⑨ 解讀電影促進法對電影製作的影響
解讀電影促進法對電影製作的影響
近些年，國產電影票房與口碑不成真比的問題依舊存在。隱藏在票房高速增長下的大量問題一經暴露，對電影市場進行規范化管理的呼聲也逐漸提升。因此，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中進行第二次審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徵求意見稿)》，就需要契合更為復雜的市場環境，具有更受矚目的意義。那麼我今天就來談談《電影促進法》對電影製作的影響。
《電影促進法》到底要管什麼?
這部《電影促進法》自2003年開始起草，直到2011年底，將草案提交至國務院法制辦並向社會公眾“徵求意見”後，才向大眾披露全文。
經過4年漫長的徵集、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徵求意見稿)》最終變成由全國人大常委公布的《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在今年8月，提交稱為《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二審稿)》。
在這期間中國電影市場發生迅猛發展，全國票房由2011年的131億飆升至2015年的440億。眾多社會資本、金融產品的加入，在電影市場繁榮的同時，整體形勢也快速變化。因此，同“徵求意見稿”的62條文相比，“草案”對絕大部分條文，都有不同程度的刪改。
這部《電影促進法》，對電影製作、觀影人群、放映院線、部門監管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確規定。簡單歸納，有幾點值得突出：降低電影拍攝准入門檻，提高審批效率，對經濟困難的拍攝對象進行扶持;加強內容管理審核，樹立價值導向，特別對未成年人加強管理;打擊虛假票房，調整處罰標准，減少行政干預。
不過，有關“拍攝題材尺度”方面，草案中並沒有任何放寬松的條款，改“審查制”為“分級制”更不可能，具體原因被歸結於執行上可行性太低。除此之外，演員的品德修養、過高片酬、國產電影的保護措施也再次提及。
特別是關於國產電影放映時間不得低於年放映電影時間總和的三分之二的內容，可能會迎來一系列爭議，並且作用於後續的國際間合作。目前，2012年簽訂的《中美雙方就解決WTO電影相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即將到期，兩國相關部門將在2017年就中國電影市場的開放及引進片數量、分成比例等具體條款進行再次協商，尋求新的合作模式。
雖然電影局局長張宏森此前曾表示，在這次協商中，中國電影市場的進一步打開、美國引進片數量的攀升幾近定局。但按照目前的《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二審稿)》內容，如果國產電影放映時間不得低於年放映電影時間總和的三分之二真的被審議通過，或許將與預期里的.中美談判方向相違。
這樣帶有貿易保護色彩的有利於本土電影的策略，亦可能在中美兩國正式談判開始之前，製造國內法意義上的“既成事實”，增強博弈中的己方籌碼，爭取未來合作模式對自己更為有利，例如刺激中美合拍片的大規模出現。
實際上，美國好萊塢的文化“侵略”並不針對中國。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全面開放電影市場的中國台灣，本土電影便曾遭遇過近乎於毀滅性的打擊，在台灣市場佔有率最低時僅有1.62%。若是僅僅依據WTO的自由貿易協定任期遵循市場規律發展，本土電影幾乎很難在好萊塢的大片擠壓下進行良性發展。因此，跳離WTO體制，通過類似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出台相應措施，反而更加穩妥。
在2001年11月2日和2005年10月2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分別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和《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讓本土文化保護變得“有法可依”。
這兩項文件在未來發展方向上，將“促進”多元文化發展，而非封閉保護。由此能夠看出，文件既沒有刻意阻擋文化的輸入與輸出，畢竟交流才是讓文化展現生機的最佳方式，也做到了對多元文化健康發展的保護。
這兩個文件的通過，直接將“文化產品貿易”從單一商品品類中區隔開，賦予其經濟文化雙重屬性。而在文化屬性中，“多樣性”的保護將成為其重點。此後，為了保護文化多樣性，採取一些保護措施、促進措施也是得到許可的。
如此一來，除美國外大部分受到文化產品輸出的國家，都能以此作為依據，進行著所謂對抗WTO條約的文化貿易保護政策。
歐洲和韓國經驗：政府補貼+配額制度
歐洲國家率先提出電影貿易的特殊性規定，主張電影並非作為GATT(WTO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范疇的“貨物”，而是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范疇的“服務”，並將“視聽媒介”認定為需要“區別對待的社會基本價值與信念的載體”，因此，相關國家可以有更大空間的對於本土電影進行保護性的限制措施。
大多數歐洲國家選擇用政府補貼的形式來支持電影工業。《GATT1994》《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允許一定的政府補貼外措施存在，通常可以稱之為不可起訴補貼或綠色補貼。
例如，歐洲籌備委員會為歐洲藝術品的生產提供特權和貸款;又如電影副產品協定措施。許多國家用它來刺激文化產品的生產，歐洲委員會在1992年牽頭制訂的《電影副產品斯特拉茲堡歐洲公約》。另外，法國、西班牙等國施行了市場准入限制措施和稅收措施，對電影票房征稅等。
目前在亞洲電影工業中處於前排位置的韓國，也有著豐富有效的本國電影促進和保護經驗。在歷史上，由於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韓國電影從70代開始發展非常滯後，到了90年代初，各個領域展開放寬了對電影的審查，並將電影的表達上升為憲法高度，韓國電影市場由此啟動，並與好萊塢電影在本土分庭抗禮。
1999年，好萊塢電影的進入導致韓國本國電影市場佔有率開始急劇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金大中政府對《電影振興法》進行第二次修訂，制定了電影產業四大改革方向：
一、規定廢除電影審查制轉為分級制;
二、以市場為主導成立專門的民間電影管理協會——“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
三、嚴格執行國產電影的銀幕配額制;
四、在資金上，允許和鼓勵風險投資進入。
⑩ 電影行業在文化產業佔比多少
超4%。電影行業在文化產業佔比超4%。過去5年，中國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中國形象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文化產業增加值在我們GDP中所佔的比重已經從3.48%提升到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