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熱的三部電影有哪些

⑴ "百家講壇「在中華大地掀起了強勁的「國學熱」，寫出三部國學作品

論語，孟子，中庸我們老師講的，我原來寫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被老師罵了一頓

⑵ 越光寶盒影評

明明是一副《大話西遊》的身板，非要硬生生的套一條《赤壁》三國的緊身褲，何必呢？既然穿越了，幹嘛不穿越得有創意點？雲集了一大批二三線和過氣明星，熱鬧倒是熱鬧，但是故事在哪裡？不是山寨了一把鳥巢和點火儀式就算緊跟潮流了的，也不是閃爍其辭什麼「三打奶粉」就是針砭時弊了的，角色魚貫而出，人多嘴雜，可有哪一句台詞觀眾能記得住？各色人等嘩啦啦全湧出來，那不是電影，是桌游。
不過，桌游也是有技術含量的，起碼每張牌都個性鮮明。但是，《越光寶盒》呢？

一場山寨三國殺

夏侯一點也不剛烈，劉備的仁德只針對他的成群姬妾，曹操的奸雄幻化成了異裝癖愛好，張飛的咆哮原是gay味十足的熱吻，關羽的武聖成了看黃書的伎倆；周瑜不反間，諸葛也不觀星，反而合力表演了一場山寨搖滾秀和法壇上的當眾斗毆；至於趙雲，他既不能閃也不能殺，看清了大嫂的乳溝但看不清主公是誰。
每個角色的性格特質都是山寨或者是山寨的山寨的，於是，電影便成了一場山寨的三國殺。
無厘頭的精妙，很多都妙在這「戲仿」二字上，不過這可是把雙刃劍，戲仿得不到位，難免讓人借用網路詞語指摘為——山寨。戲仿絕不是山寨，增之一分則偽，減之一分則劣，搞得好叫通俗，搞得不好就低俗了。作為無厘頭的扛鼎者，技安老師曾推著星爺讓無厘頭大潮席捲了神州，不過《越光寶盒》的登場仿似技安老師又給無厘頭親筆書寫了一則墓誌銘——無厘頭死咗了。

《大話西遊》的母題重演

回想起來，技安老師的劉氏無厘頭其實早就死了，還死在最高潮上——沒錯，就是那部《大話西遊》。《大話西遊》一出，「從天而降的宿命愛情+女性的死纏爛打+男性不敢接受+男性的最後悔悟」便成了此後顛撲不破的技安公式，此後的《情癲大聖》、《天下無雙》和《越光寶盒》都是這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稍有區別的是《機器俠》，不過也無非是負心男變成了哀怨女，神魔玄幻變成了山寨科幻而已，骨子裡還是《大話西遊》的母題重演。
重復沒有錯，左小詛咒說過：「重復就是力量。」愛情這東西，號稱人類文藝作品中永恆的命題，技安念念不忘女子的痴情和男人的負心，也符合絕大多數愛情故事的現實演繹。可是，用無厘頭的荒誕諧鬧方式來表述這一命題，不是有身份證的人就能玩的。《大話西遊》用了上下兩部共計三個多鍾頭的篇幅才把一個百轉千回、從瘋狂惡搞到催人淚下的愛戀故事的來龍去脈勉強描述清楚，也只有這樣的結構，才能達致化百煉鋼為繞指柔之效。但是，《大話西遊》顯然是不符合電影產業規律的（從片長形態上來看，近年的華語電影只有《赤壁》能分成兩部還狂收票房，不知這是不是技安拿《赤壁》開涮的原因），這純粹是一部誤打誤撞的經典，若不是北大學生多年後的網路熱炒（當然還有星爺獨樹一幟的演技），《大話西遊》的膠片只能在倉庫里跟若干主旋律們一起發霉。

往事不要再提

《越光寶盒》匆忙得讓人來不及發笑，遑論感動？電影就好比端給觀眾的一盤菜，碗碟內的食材才是主料，噱頭橋段無非是些調味品而已。回想《大話西遊》，哪一段搞笑情節不是緊扣著故事主線的演進？再看《東成西就》，哪一個明星演員不是承擔了不可或缺的戲劇功能？反觀《越光寶盒》，顯然已經本末倒置了，片頭演員表的惡搞和片尾幕後職員們的cosplay似乎印證著技安的廉頗老矣。山寨別人的東西也就罷了，還真沒見過這樣卯足了勁山寨自己作品的電影，銀幕上「菩提老祖作品」幾個大字只能讓人感懷往事不要再提。
不過話說回來，老的不只是技安，還有我們。當年看《大話西遊》的青澀少年們已成今日的蝸居房奴，天上沒有烏雲蓋，可K線圖里全是。於是，那些關於愛情的繾綣反復真的就往事如煙了。
看看當下的華語影壇，黃百鳴的《家有喜事》系列已成徹底的杯具，王晶只剩下《零零狗》式的屎尿屁，星爺則用《長江七號》告訴我們：其實，他只是一個演員。
終於，在一個無力諷刺的時代里，《越光寶盒》明白無誤的詔告天下：無厘頭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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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於《東方早報》2010年3月18日）

P.S.技安老師對阿嬌的不棄值得尊敬，香港影人不僅拯救香港女藝人，也拯救大陸的，譬如《月滿軒尼詩》。

P.P.S.技安與星爺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從「作者論」的角度來說，《大話西遊》當然屬於編劇＋導演的技安，怎麼就成了周星馳作品？這是一個有趣的誤讀。當然，星爺的演技勿庸置疑，不過脫離了技安、王晶、李力持、谷德昭這些幕後英雄的扶持，星爺很難重現輝煌。而技安找的鄭中基相較星爺也只是個權宜之計，至於女演員方面，孫儷完全不搭調，阿Sa倒是氣質吻合（見鬼，她好像剛跟鄭少爺分手）。

P.P.S.S.無厘頭的興起和漸趨沒落是一個兩地雙方的問題：大陸、香港兩地；生產和接受雙方。
作為一個廣東話俚語，無厘頭在電影中，特指以周星馳的表演為代表的極端惡搞、不按常理出牌的喜劇形式，其實放到西方藝術史和電影史中，無厘頭並不稀奇，所謂farce，其實就可以看作是無厘頭的類型身份；遠的不提，近世好萊塢金•凱利的許多喜劇電影就頗具無厘頭風格。而放到香港電影的語境中，無厘頭應該濫觴於許氏兄弟的喜劇片，此前邵氏電影尚糾結於本港身份的迷離，不過《大軍閥》中許冠文顯露出的才華最終導致了《鬼馬雙星》的誕生，經由《半斤八兩》等片的打磨，許氏兄弟的喜劇作品終於領港片風氣的一時之先。香港市民在冷戰的夾縫中享受到了繁華的「孤島」生活（這里借用了中國電影史上指稱1937～1941上海租界電影的術語——其實從文化生態上來看，這兩個「孤島」頗具可比性），飽暖思欲，港人當然需要電影提供的草根式市民狂歡，並完成港人身份的自我認同及確證（關於這一點，香港影評人比我講得更清楚：「香港市民視他【許冠文】為子侄，他是我們的香港土生最成功的精英，他不是來自廣州，不是來自中國，他們真正在這一個借來的地方，是代表香港新一代文化的香港之子。」①）——於是乎，無厘頭的風格已露端倪，周星馳只是這一文化邏輯順理成章的結果而已（當然你也可以認為周氏無厘頭在美學上徹底埋葬了許氏喜劇）。事實上，周星馳電影的戲仿、惡搞等手段在許氏兄弟的作品中都是老套路，只不過那時一來大陸處於封閉狀態，沒有錄像廳和盜版碟的渠道，許氏兄弟不會為內地觀眾所知；二來其港味過重，自然主要局限在粵語文化圈內傳播。

1990年代無厘頭電影的興起則必須放在整個中國文化圈內考量，改革開放已使中港間有了海量的文化交流，而1980年代末的風波最終導致了大陸意識形態的轉型——鄧公92南巡後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對於此時的中國社會和意識形態，或者我們可以用「去政治化的政治」來描述之。②「一切向錢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整合破碎的社會肌體的靈丹妙葯，隨之而來的消費主義大潮顯然也是無厘頭的催化劑——無厘頭者，改頭換面的醉生夢死也（無厘頭的解構手法，似乎也應對著對政治的去勢化表達）。89～92這一痛苦的轉型經歷也造成了香港市民理想的集體幻滅，同時，隨著97的臨近，「回歸焦慮癥候群」亦凸現，於是兩相結合，無厘頭終致高潮——看似數典忘祖的解構情節和星爺的癲狂式表演正是其藝術風格的絕佳體現。

無厘頭在大陸被扶正則源自依託於網路文化的青年電影亞文化的崛起，《大話西遊》是其里程碑式的事件。這一事件是一起典型的「誤讀」範例。當星爺被奉若神明般請入北大校園後，星爺的失語才使得天之驕子們赫然發現：這根本不是他們心目中那個至尊寶。③造成這種誤讀的原因有很多，對那個時代的年輕人而言，他們是長期以來被污名化的「獨生子女一代」（此後「80後」開始替代這個稱呼），藉由對《大話西遊》的誤讀，年輕人們開始試圖樹立自己的人生觀——考慮到消費主義對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摧枯拉朽，這一努力其實不無悲壯色彩。無厘頭的港式狂歡，對大陸的年輕電影觀眾來說，卻是對愛情的忠貞堅守——內旨並無顛覆，只是表達方式迥異於父輩而已。我一直以為，無厘頭的解構是很淺層的話語方式的戲謔突破，從來不涉及意旨內涵（當然所謂的「解構」也是被誤讀出來的，星爺直言他不明白什麼叫「解構」和「後現代」），從價值層面考量，無厘頭甚至是趨於文化保守主義的（無厘頭極少僭越傳統的儒家倫理）。《大話西遊》嘲笑了一把父權，但是至尊寶最終還是隨著唐僧一路西去。其實完全有理由把這種對父權的無厘頭嘲諷看作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心路表達——消費主義畢竟不能完全添補一代人的心靈空虛，如果換一種方式來過逆來順受的日子，也是接受了普世化西方思想的年輕人們得以在中國安之若素的生活下去所必須的情感資源。所謂拜金主義其實是個偽概念，真要把「金」當成神來「拜」了，也就沒有價值危機了。關鍵是金錢只是個權宜之計，1980年代末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只是被暫時性的掩蓋起來。王夫之有雲：「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在放浪形骸中尋找真愛和心靈的一隅歸宿，才是無厘頭的命門。

總之，《大話西遊》被熱炒時，正值年輕人們即將步入一個沒有價值依歸的社會之際，諸多焦慮最終促使無厘頭成了他們甘之如飴的心靈雞湯——70末80後們扔掉了「革命」式的父輩價值觀後，無厘頭自然粉墨登場：一來無厘頭有一副看似決絕於前輩的外型，符合年輕人們的反叛氣質從而滿足了他們建構自我主體的需要；二來無厘頭還是通向最深層的中華傳統倫理，在一片紙醉金迷的市場主義大潮中，這才是無論如何不能也無法被拋棄的精神脊樑（正劇登場前總有喜劇鋪墊，所以往大了說，無厘頭的興起是「國學熱」的前兆）。星爺在《唐伯虎點秋香》中仰天長嘆：「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豈不令年輕觀眾們於我心有戚戚焉？
不過進入新世紀後，中國的文化生態已經更新換代，看看郭德綱和周立波的舞台表演，無厘頭那種隔靴搔癢、遠離實際生活的戲謔已經不能提起大陸觀眾們的胃口（當然無厘頭們也在努力北上，不過事實證明並不太成功——星爺在《長江七號》中塑造的偽民工是個典型的反例），所謂的惡搞手段也早已失去了標新立異的吸引力，時過境遷，戲檯子還在，看戲的人卻早已散去，無厘頭墮為山寨，也是必然的吧。

⑶ 國學三部曲的內容簡介

《國學三部曲》包括《國學縱橫》《國學覽勝》和《國學探疑》，宋定國著，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國學縱橫》旨在針對古今圍繞「國學」典籍研究和運用中存在的一些熱門話題和爭議，依據相關的史料、文獻，尤其是最新的考古成果，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進行考辨，闡述己見。對於熱議的像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等話題，均以可靠的文獻指出「史無信證」，子虛烏有。嚴謹的考辨中不乏風趣幽默，犀利的筆鋒中稍夾冷嘲熱諷。因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國學覽勝》旨在對「國學」即中國學術的精華、神韻，進行簡明扼要地概述。鑒於中國學術的基本精神在先秦時期業已形成，又鑒於中國學術著述浩如煙海，前後綿延數千年，限於個人精力和書的篇幅，故本書主要就先秦時期的學術精華和神韻，從「通天之學」、「基礎之論」、「悉備之道」、「諸子爭鳴」、「百家之言」、「學海奇芭」和「經世之說」等七個方面，依據相關的史料、文獻，尤其是最新的考古發掘成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力求用最為簡潔的文字加以概述，以便讀者了解「國學」之精華、神韻等勝跡，並在此基礎之上，舉一反三地對「國學」加以領路、揣味。
《國學探疑》是對某些問題的質疑，書中所提出的一百多個問題，涉及到「國學」中的難點、熱點，有些屬於長期遺留的「歷史問題」，均依據最新的考古發掘文獻和翔實的文獻，有理有據地進行了探釋：或矯正，或修補，或重新釐定；凡有確鑿而翔實的資料可以佐證的，則大膽提出，不乏獨到見解，而尚缺乏確鑿、翔實的資料佐證的，則留作疑案，決不臆測和妄斷。

⑷ 同學們熟知的《百家講壇》在中華大地掀起了強勁的『『國學熱』』，三部文學作品《 》《》《》

《紅樓夢》《西遊記》《王立群讀＜史記＞》《易中天品＜三國＞》，王立群《大風歌》

求採納

⑸ 近年來，中國電影業推出 了眾多以儒家文化為主題的影片，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如《孔子》在

⑹ <圍城>的諷刺藝術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1.《圍城》 對官場腐敗、政府無能、學術虛偽、社會落後等都不失時機的進行嘲弄諷刺，錢鍾書的筆觸及了那十里洋場的政界、銀行界、新聞界、和工商界的醜陋，還描寫了寓公們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縣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現了旅途的艱難，抗戰中的混亂，各種感人心的暴露，小說又揭露了所謂自由區國立大學內的種種黑幕，學校條件差，教學質量低，學生意識落後，教育界的敗類、投機政客、偽君子充斥了校園，寫出了"為人師表"們逐利傾軋、蠅營狗苟的骯行徑與靈魂，"學校的圖書館倒像個惜字的老式慈善機關"，"館里通共不上一千本書，老的、糟的、破舊的中文教科書居其大半，都是因戰事而停辦的學校的遺產"。所有這些反映的社會生活是相當廣闊的。錢鍾書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諷刺這些社會現象，他的諷刺早已遠遠超出那個社會，超越了那個時代。

2.近20年大陸「錢鍾書熱」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錢鍾書是20世紀中國一位睿智超群的學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學者的筆鋒書寫自己的文 學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學世界體現了學者深摯的人間情懷。在近20年裡，他的影響從知 識界和學術界逐步擴大到大眾文化領域，形成了「錢鍾書熱」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並且經歷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文化語境中，錢鍾書成為一種「文化 昆侖」、「學術精英」的符號與象徵，代表了某種流行的學術時尚。這一現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關注和反思，為什麼一個純粹的學人能在特定的時間里進入公眾的文化視野?產 生「錢鍾書熱」的深層文化——心理機制是什麼?本文旨從接受史的角度，通過回顧近2 0年的錢鍾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錢鍾書熱」的發展和流變的過程，來思考一些諸如 文化生產、文化傳播的若干問題，剖析與描述其中所編織著的當代中國對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圖景。
一、「文化熱」中浮現出的「文化昆侖」
錢鍾書接受的第一個高潮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文革」後撥亂反正的時期。錢鍾書 首先在文學視域中「現身」。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圍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為錢鍾書著述的題材、風格以及欣賞趣味，都與時代大背景相游離，所以從建國到「文革」的30年的中國新文學史上，錢鍾書一直湮沒無聞，他的作品在國 內沒有重印過。
思想解禁的社會歷史條件重新召喚出了錢鍾書，而對錢及其《圍城》的關注是20世紀8 0年代「出口轉內銷」的獨特的文化現象之一。從20世紀60年代起，《圍城》在國內銷 聲匿跡的同時，在大陸之外的漢語界，它卻一直受到人們的注意。美籍學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幾頁的篇幅對錢鍾書進行專章
介紹，稱《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 一部。」開啟了美國漢學界對錢的研究。1977年產生了兩部以錢為對象的博士論文。在 台灣、香港，20世紀70年代已經有人開始系統評介錢鍾書。大陸開放之後，域外的聲音 深刻震盪了國內的學術界，《圍城》成功地破「城」突圍，其先決條件還在於1979年錢 鍾書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隨著《圍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陸續介紹到中國來，引起 了文學史家對《圍城》好奇的打量和關注，首先引發了一場學術爭鳴。其爭鳴的重點是 給這一「新生事物」以恰當的文學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評價了 《圍城》的政治立場和社會認識價值，因為沒有脫離原有的「反映一時代」的理論框架 ，所以在論述上難免削足適履。但是一些研究者沖破了當時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教條，作 出了極富學術勇氣的高評，肯定《圍城》是「一部充滿尖銳的社會諷刺的批判現實主義 傑作」，李健吾、郭志剛、敏澤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評價高度和認識水平。
新時期隨著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錮在慢慢打破，理論界提出了種種消解文學的意識 形態性的觀點，開始轉而強調文學的審美本質和功能，一批疏離政治堅持個性創作的作家張愛玲、沈從文等重新走進研究者的視野，漸漸得到了人們的欣賞和喜愛，錢鍾書的復出也得益於這樣的文藝思潮的影響。再加上柯靈、鯤西、鄭朝宗等人為錢鍾書唱響了 「歸來的歌」，以歷史見證人的鮮活的記憶向研究者展示了一個淵深博雅、才情橫溢的 錢鍾書，引起文藝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剛剛接觸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塵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圍城》，的確給人一種藝 術的沖擊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脫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風范，喚起了 讀者全新的審美感受。受20世紀80年代「方法熱」的影響，初期的評論者往往被小說獨特的藝術技法、修辭手段、喜劇精神所吸引，以展開審美批評為主，柯靈、金宏達、何 開西、胡范鑄等對小說的藝術風格、語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給錢鍾書創作的審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圍城》研究還較多地涉及到其主題意蘊、方鴻漸的典 型性格這些重要課題，基本上沒有脫離「社會歷史批評」和「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論框架，但這些研究已經呈現出多樣化的景觀，隱約讓人們感受到《圍城》含藏多 向度解讀的巨大潛質。
一個新的時代開始，總要對歷史重新加以審視。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已成 為不容忽視的歷史任務。1984年，在黃修己編撰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和唐 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這些影響頗大的文學史著述中，開始用幾百字的篇幅介紹《圍城》，肯定其傑出的諷刺藝術和心理描寫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錢理群、溫儒 敏等學者合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錢已經被作為一個重量級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評述。20世紀80年代，《圍城》逐漸越出專業人士的圈子，成為知識 界人士的案頭讀物，不斷擴大影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的《圍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計數量達到273，200冊。《圍城》同時譯介到海外，進一步獲得了世界聲 譽，已經有七種譯本在世界流行。隨著《圍城》聲名日隆，吸引了熱心的出版社急於向 錢鍾書挖掘「文墓」，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錢鍾書早年的創作陸續重新刊行於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為抱定「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宗旨，再加上長期以來學問清通的學問家反而得不到 社會的尊重和認可，錢鍾書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別是由中華書局在「文革」後期 出版了錢鍾書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管錐編》五卷六冊，這部著作被譽為「體大思精，包羅萬象」。有鑒於此，錢鍾書的同門、廈門大學鄭朝宗教授20世紀80年代初首倡「錢學 」研究，並在國內高等學校首次開設錢學研究課程，指導研究生向這「一座中國式的魔 鏡」的《管錐編》發出了挑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錢學」研究得到舒展、陸文虎 、陳子謙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錢鍾書」[1]，又撰文盛贊錢 先生為「文化昆侖」，並倡議成立錢學研究所，「刻不容緩地研究錢鍾書」。其高聲吶 喊，引來一片回響，普及「錢學」的呼聲隨之高漲。[2]
為什麼要主張研究和普及「錢學」?這其中的文化心理機制耐人尋味。普及「錢學」是 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大討論」的背景下凸顯出來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化進程全面啟動，舉國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討論的熱潮。走出了「文革」陰影下的人們 愴然面對著一個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強勢文化的輸入，構成對中國本土文化強勁 的沖擊，國人對文化的焦慮感異常深切。這要求知識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發現被遮蔽 的「文化綠洲」，為斷層的文化尋覓再鑄的思想資源。而錢鍾書學貫中西，以淵博和睿 智著稱，重新呼喚出這一「國學大儒」，樹立一面華夏傳統文化的旗幟，在當代文化語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舒展等人對「錢學」的推波助瀾正適應了時代的這一文化心 理需求。對於倡導者，研究「錢學」目的很明確：①向世界宣布「中國並不是沒有對人 類作出了巨大的舉世為之矚目的貢獻的大學者」；②「增強對封建遺毒與資產階級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尋味的是，從一開始，「錢學」就有一種鮮明的意識 形態訴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養之事，不是鎖在「象牙塔」里的 純學術，而是納入到20世紀80年代一場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復興文化的運動之中。
當然，整個紅色80年代高潮迭起，眾聲喧嘩，相比90年代，「錢鍾書熱」還處在一個 醞釀期。而此時，錢鍾書首先在專業化的領域內獲得了文化身份和價值依據，以「文化 大討論」為契機不斷擴大了影響。在學術界、知識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個「博學鴻儒 」的建構，塑造成一個「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侖」的形象。
二、傳媒·商業化·敘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構
20世紀90年代前後，以《錢鍾書研究》的創刊和電視劇《圍城》的成功播映為標志掀 起了第二次錢鍾書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當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的支持下，《錢 鍾書研究》創刊，這是我國第一本專門研究「錢學」的純學術刊物，樹立了「錢學」研究的里程碑，「錢學」成為納入官方意識形態體系內的學術活動。1991年初，由著名女 導演黃蜀芹執導、眾多演技派明顯出演的10集電視劇《圍城》向全國播出，一經推出， 好評如潮。電視劇的成功播映使全國為之轟動，引發了一場持續的《圍城》熱，極大地 激發了讀者閱讀原著的興趣。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圍城》6萬 多冊，很快被訂購一空。讀者排隊買《圍城》的盛況，成為純文學作品十幾年難得一見 的現象。據書市反饋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漢等地最大的新華書店都 將其列入最暢銷的文學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僅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總冊數已超過了一百萬冊，其它還有近十來種盜印本。保守估計，《圍城》的 讀者也達到了近千萬人。影視藝術迅速擴大了文學的影響，使《圍城》沖出學術「沙龍 」，飛入了尋常百姓家。在這一過程中，「圍城」越來越符號化，進入了文化消費領域 。前衛的年輕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圍城》中的名言警句；「圍城」成為1990年之後大眾 口頭上的一個流行詞彙。人們在評述某種現象時，會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圍城現象」… …《圍城》幾乎代表了一個時期社會的文化趣味和格調。
在國家意識形態和傳媒引導的雙重合力下，錢鍾書和《圍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錢鍾書熱」。
《圍城》的大眾接受熱情，激發了學術界深入研究《圍城》的又一次熱潮。當然除了 這些外在的動因以外，「《圍城》熱」還有更為內在的原因。20世紀80-90年代之交，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艱難的現代性的轉型，人們的審美文化心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 圍城》能從具體的人生體驗中超越出來，達到對普泛的人性經驗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現代意識正好與時代劇變中人們的生命體驗、情感體驗產生某種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業圍城、愛情圍城、婚姻圍城等人生萬事的「圍城」現象暴露了現代社會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機，具有現實的認識價值。此外，錢鍾書幽默詼諧的語言、傑出的喜劇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對讀者和觀眾產生持久的吸引力。
這一時期的《圍城》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它超越了過去單一的「社會歷史批評」 的模式，進入人性探查和現代哲學的新層面。關於作品主題意蘊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為深入，作品豐富的潛藏意義不斷地被發掘出來。溫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說主題的「多義說」，[4]認為《圍城》的主題意蘊可從生活描寫、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個層面來思考。解志熙則頗有見地地闡發了《圍城》與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思潮的內在精神聯系。[5 ]研究者不斷探索新的批評方法，或尋找《圍城》研究的突破，開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視《圍城》的思想局限，觸及了研究的盲點。[7]隨著錢鍾書文學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學史家對錢的關注越來越多，評價也逐級升高。1990年唐在《關於重寫文 學史》一文中指出，應該適當地提高錢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頗有影響的楊 義撰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錢以十幾頁的篇幅被專章重點評述。到這時候，文學 史家已經充分論證了《圍城》的「經典」意義。
錢鍾書的知名度由知識界迅速擴大到社會各界，各種報章媒體用重點篇幅介紹錢及其 《圍城》，推動了媒體去探求這一位身懷驚世之學的文化名人。然而，錢鍾書本人屢屢 拒絕媒體采訪和宣傳的超然態度，進一步墊高了人們對他的好奇、驚嘆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這時候大眾傳媒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錢的人生傳奇上來。
20世紀90年代一個異常顯著的現象是大眾傳媒的勃興與文化市場的形成，這不能不對 文化傳播的客體產生深遠的影響。可是傳媒傳遞信息的特質不是原封不動地傳輸，而是 有選擇性的凸顯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眾的文化心理，製造興奮點，或在大眾的興奮點和傳播客體之間尋找遇合點，而傳播客體會在這一過程中發生某種變形和壓縮。對於這 位德藝雙馨的大學者，傳媒往往以「風華絕代」、「謎一般神秘而富於魅力」、「大師 」、「文化奇人」、「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智者」等字眼來形容，凸顯他身上的傳奇 色彩，津津樂道其奇聞軼事，鑒賞他的驚人絕技。錢鍾書不是因為他的學術業績而被推 崇，普通讀者感興趣的是他這個人，是負載在他身上的傳奇故事和特立獨行的人格。一 名女編輯就曾直言不諱地說：「錢鍾書學問怎麼樣，那沒的說，我們也不感興趣；我們 只感興趣他這個人!」[8]片言居要。在傳媒建構「文化昆侖」的想像性圖景中，錢鍾書 作為才子和學人的豐富性被剝離了，他留在公眾媒體中的形象具有兩大特徵：一是「奇 」，二是「怪」。「奇」，錢鍾書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門外語，具有照相機式 的記憶力，在現代中國學者中，罕有其匹；淹貫中西古今的博學，學問之大，讀書之多 ，人所難及，令人驚訝；濃郁的機智幽默，別具一格，一改過去人們心目中知識分子窮 酸腐儒的形象，成為中西合壁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怪」則「怪」在他視名利為糞 土，在「文革」大動盪的時代始終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學者心態，這種澹泊的學者 人格恰與急功近利的世風形成鮮明的對照，令人嚮往和崇敬。
對錢傳奇人生的公眾興趣直接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錢鍾書傳記熱的出現。1990年12月 ，美國華裔學者胡志德著的《錢鍾書》介紹到中國來，這是當時全面介紹和研究錢鍾書 的唯一一部評傳。從92年到95年，大陸就有四部錢鍾書傳記問世，分別是孔慶茂的《錢鍾書傳》；愛默的《錢鍾書傳稿》；張文江的《營造巴比塔的智者錢鍾書傳》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歷程》。前三部傳記主要面向一般讀者和文化市場，追求內容上的傳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讀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歷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記錄下了錢鍾書在歷史滄桑投影下的「心靈史」，既以資料的開掘見長，又注重學理性 。
在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不斷凸顯和強化下，錢鍾書逐漸被塑造成為世紀末的一個「人文 神話」。
20世紀90年代初，「錢鍾書熱」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學者投入到「錢學」研究領域， 形成了一支不斷壯大的研究隊伍，「錢學」研究初見規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觀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產生了一批比較有學術分量的專著。胡范鑄的錢鍾書學術與藝術思想研究，業內人士評論是頗見功力[9]；周振甫編著《錢鍾書(談藝錄)讀本》 ，依據舊學闡釋錢著，以實證見長；胡河清對錢人文思想和語言學的研究厚積薄發，言 之有物[10]。陳子謙推出洋洋40餘萬言的《錢學論》，系統性、綜合性地闡發「錢學」 的精髓。李洪岩把錢鍾書放在平行比較的框架中探討其與近代著名學人吳竊、葉公超等 人的關系，兼顧事、學、理，自成體系……「錢學」的研究成果墊高了錢著在學術史上 的地位，詮釋了其「經典」意義。
而這種「經典」的符號性意義迅速被市場借用，趁著《圍城》迅速躥紅的勢頭，錢鍾 書學術著作的發行創造了中國圖書市場的奇觀。最不具市場價值的錢著竟成了文化市場 上一個流行時尚。《管錐編》、《談藝錄》和《錢鍾書論學文選》都接二連三地印刷，給出版社帶來了五六位數的經濟效益。
20世紀90年代「後新時期」進入了一個在商業化和大眾傳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費時代。 錢鍾書的第二次接受高潮為市場大潮所裹挾，被納入大眾文化生產——流通——消費的 各個環節。錢鍾書在專業學術領域里被充分論證了其經典性，接著被大眾傳媒發現和傳播，塑造成為「文化昆侖」「學術精英」的文化符碼，被賦予了一種可供消費的精緻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學術時尚之一。隨之進行商業化的文化再生產和傳播，「成功」 地推向市場，實現其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被某些學術投機分子利用為學術上的進身之 階；被不法書商利用為攫取利潤的有利工具；被報刊媒體拿來充實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給讀者提供一種文化消費的快感。錢鍾書的接受和傳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對錢文化資源 的「掠奪」。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體的引導、出版商的炒作、公眾的興趣點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蓋和誤讀。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嚴肅的學術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趕商 潮、以市場導向為取向的烙印，被商業文化所濡染。
三、說「冷」道「熱」：世紀末「錢鍾書熱」的斑駁風景 從1996年至新千年，「錢鍾書熱」更呈現出斑駁蕪雜的景觀。
1996年，「錢鍾書熱」綿延不絕的時候，一些新銳學者開始對「錢鍾書現象」提出質 疑。該年第六期《當代文壇報》刊載了《錢鍾書熱：世紀末的人文神話》一文，幾位博 士生展開討論，指出「錢鍾書在『錢鍾書熱』中走上了聖壇，由一個學者變成了中國當代文化界的聖人」。錢鍾書不是當代的文化大師，他恰恰代表了中國文化不擅長體系性 建構的欠缺。社科院蔣寅研究員也發表文章《請還錢鍾書以本來面目》[11]，指出錢鍾 書的「本來面目」已經「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是由於「錢學」家 們「種種廉價的贊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張「解構錢鍾書的神話」，讓錢回到「優秀學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十作家批判書》一書，則乾脆對《圍城》的經典地位進行 「解構」。稱它是一部現當代的「偽經」，「《圍城》里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小說」。
余傑撰文判定錢鍾書「對人生、對歷史、對苦難都有一種冷漠和游戲的態度」[12]……
「酷評」之聲不絕入耳……
這些來自學界或民間的批判站在鮮明的意識形態立場上對錢鍾書的「人文神話」進行 解構，批判的殺伐之聲也引起了「錢派」的一片回擊，厚厚一本《為錢鍾書聲辯》趁機 出籠，文藝爭鳴竟以至於演變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對「錢學」大批判大爭鳴的文化圖景中，1998年12月19日錢鍾書先生駕鶴西去，第 三次在媒體掀起熱潮。國內外最重要的報刊對錢先生的辭世作了重點報道，散見到各種 報刊上的悼念、追憶和評論文字不可勝數。其中不乏有真正學術眼光和學理分析的，如 季進的《錢鍾書與現代西學》，劉玉凱著的《魯迅錢鍾書平行論》等；但從錢學研究
狀 況來看，還是談文藝的多，論學術的少；創作談的比較透徹，但把錢的文藝美學思想結 合創作實踐談的少。專門研討《談藝錄》、《管錐編》的成績就更少。《圍城》研究者 則重點探討它和世界文學的關系。就數量而言，跨越新世紀的幾年是「錢學」的第三個 「收獲期」，許多研究者急於搭乘「錢學熱」的「最後一班車」。部分的學術行為演化 成一種市場上的文化營銷行為。
在世紀末「錢鍾書熱」的文化圖景中，這一「熱」一「冷」耐人尋味。說「冷」道「 熱」之間實際上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不同的思想話語之間的交鋒，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場對錢的解讀策略，值得我們反思。
前面已經提及，「錢鍾書熱」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激發的產物，80年代末「文 化熱」更進一步衍化成「國學熱」，同時還出現了「陳寅恪熱」、「新儒家熱」等等。 「後殖民話語」的「輞輞的危脅」，使研究「國學」、復興傳統文化成為90年代一部分中國人的價值目標，反映了文化民族主義的某種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漲，拜金主 義流行，社會新生的丑惡現象有悖於傳統道德，這都要求重新弘揚傳統文化精神。這是 90年代錢借「《圍城》熱」之勢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誠如李澤 厚指出的那樣：「九十年代學術風尚特徵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80年 代思潮林立、主義風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織成時代無比激動的狂想曲。像錢鍾書這樣 「寂寞投閣」的學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對歷史與文化的批判突然間墜入低 谷，強大的市場經濟推動了文化的急劇轉型，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之間的界限，越來越 被「後現代主義」思潮抹平。這一切導致了90年代知識階層啟蒙精神的弱化。在這樣的 背景下，學問家受到了知識界的重新重視，錢才真正熱起來。學者以追求真理為己任， 以潛心研究為價值依託，錢鍾書代表了20世紀90年代崇尚的學術人格。
這些都是「錢鍾書熱」在90年代凸顯出來的深層原因。而對於另一部分堅持「新批判 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他們明顯把價值的天平更傾向於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現 實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會事務。這些具有超學術的功利興趣的知識分子，很難認同「國 學熱」的思想立場，認同錢氏學者「白首下書帷」的事業。所以他們以西方人文思想為 參照，向以錢鍾書構築的「人文神話」發出沖擊。針對「錢鍾書熱」中充斥著不少空洞 的贊美之聲和吹捧氣氛，批評者的某些預言發人深省：錢鍾書可能成為「錢鍾書熱」的 犧牲品。但是從「捧殺」到「棒殺」，學理性的討論常常被人身攻擊來代替，部分文章 則完全是商業包裝的策略，借「批」錢為招牌，嘩眾取寵，自我炒作。
總的來說，世紀末的最後幾年，對錢鍾書的說「冷」道「熱」正是在反思與重構文化 與學術的大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呈現了當代文化語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沖擊下的多向度分化。無論是「冷」是「熱」，還是忽「冷」忽「熱」，它實際上是一 種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時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與動機，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 和市場意識形態不同的解讀策略。
尾聲
盡管錢鍾書一再拒絕、反對被研究和采訪，執意隱藏在公眾視野的背後，可是文化的 選擇和歷史的選擇不以他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裡，一個純粹的 學者不期然地成為大眾傳媒和文化市場中的熱點人物，構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圖中一個重要的座標。原本應該寂靜的「錢學」，也成為堪與「紅學」、「魯迅研究」相比肩的 「顯學」。在如火如荼的熱潮中，錢鍾書被完成了一個當代「文化昆侖」、「學術精英 」的書寫：經由傳媒和文化市場的介入，演變成大眾文化視野中的「文化符碼」和流行 時尚。並且被意識形態借用，成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場和思想「話語」的精神資源。 在意識形態操縱、傳媒引導和商業化運作的合力作用下，錢鍾書的原型形象發生了很大 的改寫和誤讀。
20年的研究歷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錢鍾書漸行漸遠的身影中，我們可能才驚覺對他 的認識還是「霧里看花」。而熱潮正漸漸散盡，學術會慢慢歸於本位。對於錢鍾書，真 正的接受應該是穿越蔽障，摩挲經典，進入其話語空間，融入全部的生命體驗和思想情 感，這樣才能使一個真實的錢鍾書浮現在我們清明的視野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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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展.關於刻不容緩研究錢鍾書的一封信[J].隨筆，1986，(5).
[4]溫儒敏.《圍城》的三重意蘊[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1).
[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與存在的勇氣——論《圍城》的現代性[J].文學評論，1989，( 5).
[6]胡河清.錢鍾書與後結構主義[A].撩動繆斯之魂[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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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蔣寅.請還錢鍾書以本來面目[N].轉引自李洪岩，范旭侖.為錢鍾書申辯[M].百花 文藝出版社，2000.
[12]余傑.昆德拉與哈維爾[A].想飛的翅膀[C].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
[13]季進.錢鍾書與現代西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參考資料：http://bigfish.blog.hexun.com/2121327_d.html

⑺ 展現中國民俗的電影有哪些

1、《開場前的猴戲》

《開場前的猴戲》主要講述民間猴戲藝人過去遊走江湖的經歷與當今的生存現狀，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村落的建築環境之美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猴戲藝術的生動人文之美，新野猴鄉是《西遊記》的創作地，這成為本片的文化立足點，重點體現中國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主旨。

2、《居山》

《居山》以探討現代教育為主題，以終南山為背景，集國學、自然、修行、教育於一體，以紀錄片的手法客觀真實的再現終南山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追求，表達了人們為傳統文化的傳承所做的努力，對當下教育的思考，對自然的熱愛與尊重，以及人們對修行的體悟和對自由的嚮往。

3、《伏藏師》

《伏藏師》採用都市傳說風格，講述了從小在火鍋店長大的孤兒張二娃，被命運選中進入伏藏師組織，學習技能、追捕叛徒，卻在緊要關頭發現自己最信任的人才是真正的敵人，最後在朋友的幫助下戰勝反派、化解危機，成為伏藏師英雄的故事。

故事從一個少年的成長經歷入手，展現了當代年輕人如何跨過成長的迷茫，見證友情的可貴，品嘗愛情的甘甜，最終實現自我價值。希望觀眾能在影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並從中受到鼓舞，做自己的英雄，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4、《心燈》

《心燈》真正的內涵是喚醒我們內心的良知，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父母呼 應勿緩 父母命 行勿懶」，讓大家生恭敬之心，懂人知四孝。希望《心燈》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指引下，成為一顆小火苗，為助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發出一絲光亮。

5、《那美》

該片圍繞著高二1班，幾位同學和兩位老師組織一次暑期戶外體驗遠行活動。一路上的幾段有趣經歷給大家帶去不同的體悟成長。《那美》帶給人們一股強大的正能量，加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孝親尊師、長幼有序、謙虛有禮、真誠信任、分工合作等這些做人做事基本且重要的德能素養。